“九·一三”时，我为毛主席开专列

“九·一三”时，我为毛主席开专列

“571工程纪要”试图加害于毛泽东主席的阴谋，以及林彪在“九·一三”发生的叛逃事件，至今已时过境迁。岁月如梭，往事如烟，铁铸之邪恶终被黄沙掩埋。近期，记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惊心动魄事件的亲历者——华春南。他曾与同事们一同驾驶毛主席的专列，与死神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成功地在林彪和林立果动手之前，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周总理分烟

提及华春南师傅，其人生历程实乃一段传奇：他，曾是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的一名职工。KC887这位是编号为“887”的机车副司机。这辆“887”机车，曾是毛主席专列在出行上海至金华区段时的指定机车。

1958年三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圆满完成使命，胜利归国。在这支凯旋的队伍中，有一位干练的战士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志愿军总部杜平政委的贴身勤务兵——华春南。这位年仅二十岁的青年，退役后加入了沈阳铁路局机务段。命运之神似乎特别眷顾他，让他有幸驾驭中央领导人专列的627号、628号以及人民1070号机车，从而踏上了万里铁道线上色彩斑斓的司机之路。

“1965年，李宗仁先生归国后，便踏上了东北的参观之旅。锦州至沈阳，沈阳至长春，行程历时十日。毛主席的专列荣幸地成为了他的座驾，而这辆列车正是由我们驾驶。司机一职由甘青林担任，而我与赵仁江则共同担任副司机。”

毛主席与专列及站务人员合影

‘汽笛一响，车把一放，手中香烟一根，真是精神十足啊！’”

华春南言，花絮太多说不尽。

华师傅的言谈间，浓厚的浙江富阳口音根深蒂固。他是著名富阳人、早期共产主义事业的职业革命家华林先生的后裔。华林先生于1929年在赤塔加入俄共，而早在1923年，便由罗亦农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KC887，铁道部劳动模范列车

江南风光，最令人怀念的莫过于杭州。回溯至1966年，华春南因工作调动重返故里。他加入了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杭州机务段，驾驶着KC887号机车，担任了副司机的职务。与之并肩作战的司机是顾巨峰，另一位副司机则是人称“章老虎”的章师傅。

相传此款蒸汽机车源自美国制造，于解放战争期间被我军接收。其材质优良，性能卓越，司机们亦勤于维护保养。平日里，它穿梭于沪杭、杭沪间的93、94次特快以及杭穗、穗杭间的49、50次特快线路，十余年间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故，因而荣获铁道部的“劳动模范车”称号。

华春南师傅感慨道：“得益于这辆劳模机车，再加上我们几位师傅顺利通过了政审，‘887’号机车有幸成为了毛主席的专列。毛主席对杭州的山水情有独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曾43次莅临西湖边的刘庄、汪庄。在晚年，老人家出行多乘坐火车，每年春季几乎都会来杭州小住一两个月。无论从北方还是南方而来，‘887’号机车都会前往上海，挂载他的专列；若是从南方出发，则驶向金华。每个区段都有其明确的职责。我们杭州段的职责是负责上海至金华的区段。而在上海段的张生堂师傅，则负责上海至南京的区段。”

“不仅如此，”华师傅接续道，“鉴于这列车承载着毛主席的专列，安全保卫措施尤为周全细致。车上原本装载的煤炭，必须全部卸下，并由专业的保卫人员一铲一铲地重新装载，以确保不夹杂任何异物；水箱中的水亦需完全排空，保卫人员需进入水箱内，手持电筒细致检查，确认安全无误后，方可重新注水；而在注水过程中，也安排有专门的监视人员在一旁严加监视。”

主席所乘的专列，由三节列车巧妙组合而成。位于前列的先锋车，配备了警卫连及一套安全检测设施，其探测范围广阔，可达周遭60米。紧随其后的是押道车，同样部署了警卫武装力量，并装备了无线电通讯设备。先锋车与押道车的驾驶工作，由杭州段的司机劳孝和、罗站山等人承担。而位于中段的专列，正是主席所使用的。他办公的车厢内，安置了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桌上摆放着笔筒、砚台和信笺；此外，还设有三组沙发。车厢四壁则布满了书架与书籍，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其后部车厢则是主席的卧室。这节专列外表涂装为深沉的墨绿色，与普通客车车厢无甚差别，实则却具备防弹和抵御核辐射的双重功能。

“我屡次驾驶‘887’列车，将毛主席送往杭州，目睹了他那雄伟的身姿；亦曾目送他那由北京驶来的，装载着‘吉斯’品牌的防弹轿车。这辆‘吉斯’防弹车传闻是斯大林所赠，虽略显笨拙，却速度惊人。”

于我们普通民众而言，外出旅行向来是件令人愉悦的乐事。因此，每当我们迎接主席莅临杭州，或是协助主席转乘前往上海的航班后再返回北京，无不感到“轻松一吸，车辆停放，神采奕奕，心旷神怡”。然而，到了1971年，情形却有了显著的不同。”华师傅的话语中流露出了一丝严肃。

9月3日金华至杭州行

“1968年，我再度被召回驻浙江医大的‘工宣队’——唉，终于逃离了那令人费解的艰辛劳作，投身于‘促生产’的行列——重新驾驶起我的‘887’。身为工人，我们的本分便是辛勤劳作，为国家的财富积累贡献力量。”

得益于革命者家庭的深刻影响以及专列司机职业的独有属性，华春南——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的火车司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荡局势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回忆道，1970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林彪集团突然转变议题，提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否决。林彪篡权阴谋的真相就此暴露。次年，即在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主席离开北京，巡视南方，途经武汉、长沙至南昌。在此过程中，他向沿途各省的领导明确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人急于谋求国家主席之位，意图分裂党，急于夺取权力”，“庐山之事，尚未结束，尚未解决”，并直接点明了林彪的名字。这被称为“最高最新指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主席甚至在火车站亲自指挥高级领导干部合唱《国际歌》，场面之庄重，令人难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当年的表述，此类现象无疑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诚然，其中许多信息是华春南事后方才得知的，然而在当时，凭借着小道消息与直观的感受，他预感到，若事态继续发展，冲突的火药味将愈发浓烈。

华春南回忆道：“当年9月1日，顾师傅邀我及老虎一同接受任务，目的地是杭州至金华的‘887’列车。劳师傅驾驶的先锋车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金华宾馆，我们饱餐一顿，安睡一晚，养精蓄锐。翌日，即9月2日傍晚，接到命令，我们各自登上了机车。不久，从上饶方向疾驰而来的三列专列车队如同闪电一般，一眼便能辨认出，那是毛主席一行（后来得知，主席已于8月31日抵达南昌）。”

在军代表与总调度的精准指挥下，我们“887”号列车顺利地连接上那列搭载12节车厢的专列，随即从金华站驶出，沿着浙赣线向北疾驰，直指杭州。这趟专列以超特快的速度行驶，短短一个半小时，便即将跨越钱塘江大桥。然而，当列车驶过萧山后，接到指令，转向杭甬线，并在一个名为钱清的小站停靠。我透过车窗，亲眼目睹了那辆熟悉的“吉斯”车辆从第一节行李车厢启动，伴随着一串小车，在浓重的夜雾中朝着钱塘江大桥的方向急速驶去。那时，时间已接近9月3日的零点。毛主席终究抵达了杭州，我们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都松了一口气。

通常，主席莅临杭州时，专列会停靠在市区的城站，随后我们便驶向东北，直至抵达笕桥机场附近的一条专用轨道上停下。在此期间，司乘人员、厨师以及警卫们与外界隔绝，共同生活在列车之上，时间或为一周数日，或长达数周、数月，甚至半年之久。我们须时刻守在列车旁，直至专列再次驶回城站，主席乘车启程，离开杭州。

此次如常，我们仍旧将专列驶抵城站，停留了大约八分钟，依旧有小型车辆自车站驶出，营造出毛主席即将在杭州城站下车的虚假场景。尔后，专列如同往常般驶入笕桥的专用轨道并停靠。我们在车上安顿下来，生活依旧如故。然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文革的狂风暴雨让我们变得更为敏感，尤其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不禁让我产生了诸多疑问。

“我们紧握着手中的日历，从3号那天开始，逐日计算着。不出所料，在8日这一天，命令终于下达。我们需将这三列专列驶回杭州城站，稍作停靠后，再继续向南驶去，穿越钱塘江大桥，途径萧山，最终抵达绍兴站。”

这位瞭望副司机心中清楚：城站上无人问津！难道是毛主席正在重新演绎保卫延安，与敌军展开一场迷惑战术吗？

绍兴车站既无专用轨道，亦无车库设施，因此三列专列只得停靠于站内。上级部门已发布命令，站内外的警戒工作异常繁忙。除了武装力量的严格戒备，乘客们上下车时亦需迅速撤离，站台内严禁任何人滞留。在那个“文革”时期，人们早已习惯了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于此类情景也习以为常。过往的旅客们猜测不透，这是哪一家红卫兵兵团的造反领导者光临，抑或是中央专案组哪位要员莅临。他们又怎会想到，这竟是一列承载着“心中红太阳”荣誉的专列呢！

华师傅边说边开怀大笑。他透露，实际上，毛主席并未莅临绍兴。他依旧留在杭州，或许他已经看穿了所有的一切。

在绍兴站，我们的停留仅限于短短两天。9月10日的夜晚，大约十点钟光景，一道命令突然下达，三列专列即刻调转车头，驶向杭州。

9月10日，在城站，一场专列的启动仪式即将拉开序幕。此时，两只手紧紧相握，不断摇曳，传递着期待与兴奋的气息。

华春南师傅续讲。

昔日，杭州的夜晚犹如一片“红海”，却不见霓虹闪烁。我们的专列在夜幕的笼罩下驶入了城站。贵宾楼的月台上，早已聚集了一群前来欢送省级与市级的重要人士。在众人未曾多加注意的时刻，二三十人隐蔽在便衣的掩护下，悄然登上了专列。我一眼便认出了毛主席，毕竟与他见过多次，对他的伟岸身姿颇为熟悉，即便是在较远的地方也能辨认出来。

作为副驾驶员，我注视着驾驶窗外的信号灯，静待指令启动车辆。送行的人群与列车保持适当距离，有的鼓掌，有的挥手，场面井然有序。突然，我注意到一位身穿军装、身形中等、体态结实的中年男子，他径直穿过送行的人群，试图登上这趟专列。这不正是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吗？他此举意欲何为？

“尽管他身为省革委会的主导者，传闻中他承担了毛主席在杭州逗留期间的安保重任，这似乎给了他理由对专列的安全措施进行核实。然而，随着主席即将离开这片土地，他此番深入其中，又意欲何为呢？”

“随着我内心激烈的跳动，目睹汪东兴紧握车厢门，迈步下车，与我热情握手。从远处看，那场面似乎充满深情，他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仿佛是久别重逢的好友，依依不舍地紧握与摇晃，身体却恰好挡住了对方上车的必经之路。由于机车与主席车厢相隔一段距离，我无法听到他们交谈的内容，但那个夜幕降临下的场景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汪东兴屹立不动，宛如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无人能逾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型肥胖、行动笨拙的陈励耘，左右为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狼狈’二字似乎都无法完全形容他的处境。”

此刻，汽笛声已第三次响起，而绿灯早已点亮。

猛然间，一声汽笛尖锐长鸣，专列缓缓启动，以20公里的时速驶行。汪东兴挣脱了政委的手掌，敏捷地跃上了列车。随后，专列瞬间加速至90公里每小时，直奔北方而去。在杭嘉湖平原上，钢铁与轨道的摩擦声经久不息，回荡在广袤的原野。

9月11日，上海站，主席车厢搭载着12次特快列车，朝着丰台方向疾驰而去。

紧急指令已迅速发出，沪杭铁路沿线各站点的书记们纷纷赶往，严密看守所辖范围内的岔道。专列在这片沪杭平原的水网区域中飞速前进，沿途的树木、房屋、电线杆如同幻影般迅速向后退去。当列车经过松江时，不期而遇一场猛烈的大雷阵雨，空气顿时变得异常清新。

华春南表示：“主席的专列抵达了上海虹桥机场周边区域。”吴家花园随着黎明的到来，列车稍作停留，四周却弥漫着水汽与雾雨。我依稀目睹了许世友与王洪文匆忙登车，不久便消失在小型汽车的行列中。专列随后驶向上海，在西站稍作停靠，我目睹毛主席及其随行人员约二三十人陆续下车，而“吉斯”轿车则在一列长长的小汽车中，朝着上海市区疾驰而去。

我们的专列浩荡地驶入北站，标志着我们旅程的终点。众人长舒了一口气，随行的司乘人员则被安排至锦江饭店稍作休憩。上海段的张生堂将接替我们的工作，后续的故事将由他们继续讲述。

当时，受制于纪律约束，司机们不便探询过多。而今，随着“文革”的帷幕渐渐落下，那些野心家的伪装早已被揭开，真相亦已大白于天下。华师傅回忆道，在1971年9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他几乎是在与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进行一场赛跑，依靠毛主席的英明指引和庇佑，成功斩断了死神伸来的魔爪！

“硕放桥预谋事件不明所以，然而，华春南师傅语气深沉地娓娓道来：“听闻许世友曾在南京车站布下‘空城计’，用以迎接毛主席的小车队。车队阵容浩大，然而毛主席并未乘坐他的专列。毛主席一行人的专列车厢，于11日当天，搭乘沪京12次特快列车，扬尘远去。那挂车厢的情景，我亲自目睹，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