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决定说出孙维世悲剧的真相

不得保留骨灰

文/张郎郎

自小，我时常光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然而对于孙维世的记忆却显得有些朦胧，这或许是因为她与延安分部来的人士交往并不算多。

最为难忘的，无疑是青艺推出的《保尔·柯察金》的首场亮相。此剧由从苏联归来的孙维世执导，银幕巨星金山领衔主演保尔一角，张瑞芳则以其深情演绎塑造了女主角冬尼娅的形象。那天，门票并未对外公开发售，却吸引了众多高级官员、名流以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我的父母亦亲临现场，我和姐姐则挤在前排靠近边缘的一个座位上，紧紧占据着那个位置。

随着光影渐渐淡去，悠扬的俄罗斯旋律悄无声息地弥漫四周。旋律渐渐远去，帷幕缓缓升起，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青年垂钓者的轮廓模糊身影。伴随着音乐的回响与灯光的逐渐明亮，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那金色的发丝，他身着一件绣有俄罗斯风情的灯笼袖白衬衫，即便未曾开口，也凭借那份独特的异域风情，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昔日，观海默编剧的话剧《粮食》在舞台上仅以一个硕大的木箱为景。箱内隐藏着奸细四和尚，伪军队长李狗剩与八路军将领对坐，双方争论激烈，言辞锋利。四和尚在箱中焦虑不安，犹如沸水上的蚂蚁般焦躁，而观众席上，笑声与掌声交织，不绝于耳……

纵然我们对往昔解放区的那部经典之作《白毛女》中的布景已有所质疑，然而，与之相较，纯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之魅力，仍旧无可比拟。

孙维世在台下的神态自若，他专注地观摩着，同时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其专注与敬业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台上突然上演了保尔与冬尼娅深情相拥并亲吻的一幕，尽管这一幕仅持续了数秒，却瞬间将现场观众带入了短暂的混乱之中。

整个现场静谧无声，这般的肃穆景象实为罕见。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戏剧创作领域，尤其是在表现八路军题材的剧作中，此类场景显得尤为珍贵。正是孙维世这位总导演，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创新的路径。

金山与张瑞芳，两位当红的影视巨星，携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爱情表演，瞬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有人甚至建议他们适当收敛，以免过分触动观众的敏感神经。正因他们的这份谨慎，他们所构成的话剧界艺术金三角，才在新中国刚刚解放的舞台上，得以尽情展露艺术风采，自由地翱翔于艺术的天际。

观看这部戏剧后，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即便回到温馨的家中，蜷缩于被窝之中，手中仍紧握着那份说明书，反复翻阅着演员名单，口中低声吟咏着孙维世先生创作的主题曲。

在这片乌克兰广袤的平原之上，蜿蜒流淌着一条宁静的小河，河畔伫立着两棵姿态优雅的白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心中那片钟爱的家园。

历经岁月的洗礼，我始终坚信，这首曲子的创作荣耀应归于孙维世之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到，这实际上是将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波涛汹涌》巧妙融入，成为该剧的主题曲。

孙维世，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女。在孙炳文赴欧洲深造期间，他结识了朱德，两人遂结为莫逆之交。朱德随即向周恩来引荐了孙炳文。据孙冰所述，那时，这三位青年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宛如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结义的场景。

返国之后，孙炳文选择在广州安家。周恩来南下与之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他怀抱五岁的孙维世，叮嘱她要留心有无可疑人物暗中窥视。在谈话之际，这位机灵的孩子便自发承担起了守卫的职责。她总是亲昵地称呼周恩来为“周爸爸”，因此后来人们戏称孙维世自1926年起便投身于革命的事业之中。

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以及那位风姿绰约的小李琳。

金山之妻王莹，不仅以笔触生花著称于文坛，更以翩翩风度享誉影坛，成为当时备受推崇的电影明星。与她同期崭露头角者，还有赵丹与蓝苹。蓝苹在剧团中屡次与王莹争夺女主角之位，却未能如愿以偿。与此同时，她却与赵丹的挚友、著名影评家唐讷陷入爱河，并最终与之喜结连理。然而，不久之后，她却背叛了唐讷。这一行为使得唐讷自杀未遂，一时间，舆论哗然。剧团中众人对于蓝苹颇有微词，任锐女士更是特意叮嘱李琳，尽量避免与这位“行为不端”的演员有过多交往。

三十余载之后，她或对昔日的剧团伙伴施以拘禁，或使出浑身解数，将他们迫害至生命的尽头。

她的记性实在好。

人们亲昵地以“二姨太太”称呼江青，而孙维世则被昵称为“大小姐”。

在闲暇之余，孙维世常会造访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对她宠爱有加，以至于孙维世亲昵地以“小超妈妈”称呼她。据孙冰回忆，周恩来与孙维世之间的关系愈发亲密，宛如亲生父女般深厚。

邓颖超提出，考虑到孙维世频繁造访，不妨正式将她纳入义女之列。在得到众人热情响应后，邓颖超向任锐女士寄出了一封诚挚的书信，倾诉了她这一美好的愿望。任锐女士惊喜万分，女儿的这门干亲关系得以如此完美匹配，真乃天赐良缘。

1938年，孙维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千金，她自然而然地与延安的领导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孙维世的辉煌时代。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起初在东方大学埋头苦学，对俄文和政治学进行了深入的钻研。继此之后，她毅然启程，奔赴莫斯科戏剧学院，继续在表演与导演两个专业领域深造。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时期，她与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共同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

1938年三月，林彪在路经阎锡山所辖的晋军防区时，不幸被哨兵误伤，伤势颇为严重。同年冬日，他踏上了前往莫斯科治疗之旅。彼时的延安中央医院，设施仅限于几座简陋的窑洞，药品亦主要依赖宋庆龄等人的慷慨捐赠，历经艰辛的运输过程方才抵达，医疗条件极为简陋。

林彪将军抵达到达莫斯科，立刻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众所周知，他正是那场以“平型关大捷”载入史册、赢得辉煌胜利的指挥官，这场胜利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当留学生们听说孙维世与林彪将军有交情时，纷纷向她恳切请求，期望她能促成林彪将军的到来，与大家共同回顾战斗的历程，聆听他的英勇事迹。

林彪平日里总是言辞不多，然而此刻，他却宛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倾诉，绘声绘色地讲述，使得在场的每个人都被他那既亲切又热情的谈吐深深打动。传闻中，若无孙维世陪伴，林彪的兴趣便会迅速消散，甚至此后他直接拒接所有邀请。那些大学生迅速洞察了这其中的关键，明白若欲成功邀请林彪出席活动，孙维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贵宾。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孙维世当时声名鹊起，她不仅出色地将多部外国经典剧作译介至我国，如《一仆二主》与《女店主，还亲自执掌导筒，执导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及《马兰花》等众多作品。在此期间，她与众多艺术家紧密合作，共同创立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其才华横溢，堪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和谐共融的典范，实至名归一代才女之誉。众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的杰出才华交口称赞，即便是罗瑞卿大将，亦不禁由衷地赞叹不已。

这位专家系我国戏剧界培养出的杰出人才，被誉为“红色专家”的尊称。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了。当时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她的道路上布满了定时炸弹，而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了解她，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那标志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诞生的辉煌年代，院长廖承志庄严地向全体同仁宣告：

“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金山。”

在那个年代，青艺舞台上活跃着两大颇具影响力的演员群体：一拨人历经了从延安至东北的辗转迁徙，最终汇聚于北京，他们是饱经风霜的老一辈革命者；另一拨则源自所谓的“国统区”，他们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活跃着，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左翼艺术创作者。

那天，看金山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许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也就是党的统战政策，让他来这儿混碗饭吃罢了。要不是他和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一起留下来，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同舟共济，那么他这个接收大员早该抓起来了。

廖承志这么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潜伏在敌营里十七年的共产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达到一生中人生曲线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

“金山，演员不错。”

现今，孙维世执掌《保尔·柯察金》的导演大权，金山则担纲主演重任。金山深知，对艺术家而言，若无作品，便如空中楼阁。自踏入剧组的那一刻起，他便立刻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全身心投入排练，对角色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严格遵从导演的指导。这部作品是孙维世导演的处女作，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女性导演，驾驭众多知名演员，可谓是“以卵击石”——既令人肃然起敬，又不免让人心生忧虑。然而，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与细致的磨合之下，最终呈现出一台既壮观又达到国际水准的杰出演出。

直至如今，公众对于那段磨合期的众多细节已日渐模糊，鲜有人能详尽回忆。总之，该剧一经排练结束，便在北京城掀起了轩然大波；而金山再度离婚的消息，亦在京城激起了热烈的讨论。

周恩来断然反对孙维世与金山的联姻。他对金山并无私人嫌隙，但周恩来深知金山性情放纵不羁，若孙维世与之结缡，难免将面临诸多艰辛。

1950年10月14日，北京的青年宫沉浸在浓厚的节日喜悦之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金山与孙维世身着盛装，在门前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前来的嘉宾。各界名流纷至沓来，络绎不绝。邓颖超的到来，既让孙维世兴奋异常，又令她心中涌起一丝失落。邓颖超解释称，总理今日有紧急会议，实在难以抽身。然而，众所周知，周恩来对这场婚姻持有保留态度。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随文化艺术慰问团踏入朝鲜战场，他的声望在当地备受崇敬，金日成对他的到来显得尤为喜悦。然而，正当双方皆喜出望外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悄然降临。传闻金山有意深入采访，并计划以此素材创作一部展现中朝两国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金日成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特地派遣了自己的女秘书，担任金山的向导与翻译。究竟是谁先动了心，不得而知，但两人最终还是陷入了情感的纠葛。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北京请示，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指示，将金山押送回北京，接受相应的处理。

踏入北京金山的那一刻，金山不幸遭遇了公开剥夺党籍与被撤职查办的双重重创。那些曾因他的辉煌而深受伤害的人们，以及那些曾深受他情感之痛的人，无不咬紧牙关，心中满是愤怒，迫切希望将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永无翻身之机。

从中央到民间，众人对孙维世的每一句言辞都抱以厚望，金山的前景宛如悬挂在这根微妙的线端之上。

孙维世上台。

“金山犯下了无法宽恕的错误，我坚信，这将成为他命运的终结点！”

他们随即将住所迁移至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这里曾是皇城深处的古建筑群。孙维世从这些建筑中划出一小块最南端的空间，精心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小院落。或许，这便成为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存在——一位直指苍穹的“红色公主”与一位在石景山钢铁厂历经劳动改造的“驸马”。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社交圈极为狭窄。孙维世每次前往中南海，总是孤身一人，脚步匆匆。

在那个年代，孙维世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翘楚。作为深居红墙之内的子女，她不仅才华横溢，条件优渥，原本具备成为政治与艺术界双星的条件。然而，因金山事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爱献身”，放弃了政治生涯的光明前景。若她当时与金山决裂，果断切断联系，或许在政治道路上能够一帆风顺。但她对红墙内的权贵人物并无太多兴趣，更愿意与政治核心保持一定的距离，继续在优越的环境中磨砺自己的艺术才华。

1964年十月，孙维世有幸受邀出席了周恩来先生亲自指导的气势恢宏的歌舞剧《东方红》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江青亦亲临现场，恰巧与她同席而坐。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向孙维世伸出援手，亦或是她最后一次发出警示，期望孙维世能加入她的行列，携手助力她的事业。

孙维世对江青的选任置若罔闻。此次坚决的回绝，使得江青打消了将孙维世拉入其私人圈子的想法。

1967年9月，江青与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各高等院校的红卫兵时，不约而同地声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声誉扫地，实则潜伏的特务。数日后，孙泱不幸于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遭遇意外，英年早逝。

哥哥的意外离世，若非在寻常时刻，她必会毫不犹豫地奔往中南海西花厅。那里，孙泱——周总理的义子，亦是她视为亲人的存在。然而，在此时，孙维世只能借助书信传达她的哀痛之情。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周恩来总理或许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意减少了孙维世前往西花厅的次数。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周恩来总理所面对的严峻局势，如同行走在薄冰之上，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

孙维世致总理的信函细节，外界所知寥寥无几。即便如此，总理在当时亦未能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江青施加持续压力，于十二月之时，竟派遣人员突然搜查金山住宅，随后将金山拘捕入狱。

周恩来强行抑制住胸中的愤懑，在孙维世的逮捕令上，无奈地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孙维世此刻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正站在危险的边缘。在与妹妹孙新世告别之际，她神情庄重地表示：“当前，有人企图加害于周总理，我虽非权势显赫之辈，却绝不允许因我的陨落而让周总理受到牵连，务必确保他的安全。我绝不会轻易放下生命，若不幸遭遇不测，那定是他人所为的恶行。”

江青并未将孙维世送入秦城监狱，亦未将其交付军队军法处处置。她心知肚明，如此一来，周恩来便再也无法为孙维世提供庇护。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孙维世最终被转移至了由军队接管下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孙维世家已被彻底清理一空，照片与信件均被悉数封存，并被秘密转移至江青的居所。即便周恩来对中国情报与安全系统了如指掌，在多方努力探寻后，他依旧未能找到孙维世的下落。事实上，江青早已暗中指使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改为“孙伪士”，并将其列为“绝密关押对象”。此类犯人因特殊原因，既不经历审判，也不接受判决，往往在漫长的等待中走向死亡。对于这类犯人，可以施以任何折磨手段，但必须恪守“不致命”的原则，以免日后其亲属追究责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中央文革专案组在深入挖掘孙维世所谓的“罪行”时，对她与周恩来之间被诬指的“特殊”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面对追问，孙维世对此断然予以否认。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在五角楼不幸遭遇不幸，英年早逝。遗憾的是，即便在生命的终章，她依旧被手铐与脚镣束缚，未能获得解脱。

需解剖遗体确认死因。

孙维世随即被火化。孙新世匆忙赶到公安局，意图领取姐姐的骨灰，然而却被告知：不得保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孙维世另有一妹。

刑满释放后，金山听闻孙维世那凄惨的结局，悲痛之情无以复加，以至于在与孙新世重逢的瞬间，竟不自觉地误将眼前之人当成了妻子那已故的灵魂。步入晚年，他们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直至后来，金山才从孙新世口中得知那不幸遭遇的具体日期——那是1968年10月14日，一个恰好是他们结婚十八周年的纪念日。他心中矛盾重重，既喜悦又忧愁，难以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