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周恩来耿耿于怀的叛徒问题，为何对陈永贵网开一面？

1968年10月，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初露端倪，正值我国深入开展阶级队伍整顿之际。此举是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一项阶段性任务，旨在从革命队伍中筛查出混入其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变节分子等存在历史问题的人员，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做好组织人事上的铺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谢振华率领部队前往山西执行支援地方的任务。肩负全省清队整党以及九大代表资格审查的双重职责。他收悉一份下属的汇报，内容揭露了几位来自阳泉市昔阳县的民众，指控陈永贵在昔阳被日军占领期间曾担任维持会长，并涉嫌参与日本情报机构——兴亚会。

陈永贵

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堪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标杆人物。在文革前夕，他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文革期间，他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荣幸地被选为九大代表。陈历史有问题，事态严重。谢振华部署查证。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我们不仅对当年同一情报小组的知情人士进行了询问，还查阅了原始档案资料，从而揭露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并对其进行了确凿的证实。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了昔阳，他们推行“以华制华”的策略，诱使并强迫当地居民加入各式各样的组织。陈永贵年轻气盛，口才了得，胆识过人，历经江湖风浪，见多识广，擅长与各类人等交往，因此他脱颖而出，担任了大寨维持会的会长。与此同时，八路军也在周边地区积极活动。陈永贵曾因被指控通共而遭到日军监禁。出狱后，他宣称是八路军将他解救，然而日军审讯的档案中却记载着“归顺后获释”。此后，陈永贵加入了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担任了小组的负责人，每周两次前往县城递送情报。日本战败投降之际，昔阳地区积极清查那些曾为日军效力过的“二鬼子”，其中罪大恶极者甚至被判处极刑。陈永贵深知自己身处险境，心绪不宁，于是将幼子托付给了中共领导下的首位村长。在村长的庇护下，陈永贵险些渡过难关。

陈永贵曾沦为“二鬼子”，充当敌伪角色，这一事实不仅在昔阳县的档案资料中有明确记载，而且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保存的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以及敌伪档案中，亦能清晰见到他的名字，且注明其为伪村长、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在九大代表资格审查期间，恰逢闻风个人历史问题被提上调查议程，陈永贵深刻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遂主动寻求谢振华的会面，并坦诚地进行了自我检讨。谢振华回忆道：“那时，我邀请他至迎泽宾馆六层中间偏左的一间客房进行交谈。他一落座，便泪流满面，悔恨地说：‘我罪孽深重，打算前往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安抚道：‘不必过于慌张，有什么疑问，尽管详细道来。’”随后，陈永贵逐一坦白了他当年被日军抓捕后被迫自首、加入兴亚会以及传递情报的经过。

人证物证两相俱全，本人亦已坦白，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至此已铁证如山，毫无疑义。谢振华迅速召集军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向上一级党委及中央做出专题汇报。周恩来接到汇报后，即刻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应胸怀全局，切勿过度传播，相关复印件可提交至中央。”随后，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便当面向周恩来咨询有关陈永贵是否出席九大的事宜。周恩来指出：“必须捍卫大寨红旗，将这一问题视为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处理。陈永贵可以受命担任出席‘九大’的代表，但其身份仅限于代表。”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共始终高度重视队伍的纪律性与纯洁度，对于那些在各个历史阶段潜入党内的异类分子，一旦被揭露，便予以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自49年建政以来，异己分子的界定范围已扩展至整个社会层面。过往那些曾为日伪政权或国民党政府效力、有所贡献者，无一例外地被视作带有历史污点。历史问题实则等同于政治问题。此类历史问题人物，其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而其子女家属亦在社会上遭受歧视，被视为另类。在党内，党员的历史问题尤为显著地表现为“叛徒”与“变节”的争议。这些问题直接关联党员的政治操守与道德品质，对党的纯洁性和健康性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历次整党运动中，党员是否存在历史问题始终是最为关键的审查焦点。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理念的持续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态度愈发严峻与迫切。

瞿秋白

文革的发动，历史争议中的“叛徒”议题，实为导火索之一。1963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其观点与众多史学家相左，认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自述，实则是一份投降变节、背离革命的自白。此言一出，立即在学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戚本禹的见解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与支持。毛对戚文作出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随后，毛泽东对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进行了点评，指出其“向敌人求饶，自首变节”，这让一直被尊为革命烈士的瞿秋白，不幸背负上了“叛徒”的罪名。众人对此两次点评历史人物的逻辑关联及其深层用意感到困惑。直至文革爆发，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工贼”，人们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其中隐含的深刻含义。

自然，周恩来理应洞悉其中，至少心领神会。他深知“叛徒”议题所蕴含的深意及其严重性。这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与政治的范畴，更演变成党内用以击败对手的锐利武器，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由此展开。自文革爆发以来，因所谓的“叛徒”身份而遭受打压的人数不胜数。仅就中央层面而言，除了刘少奇之外，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也都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而被捕并被打倒。

即便是周恩来，也曾因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而陷入极度困扰，既愤懑又无奈。尽管当时中央已明确指出此事为国民党所伪造，但它仍被江青所利用，成为攻击周恩来的工具，成为周总理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仍不忘郑重声明自己未曾背叛革命，坚决否认自己是“投降派”。由此可见，“叛徒”这一历史标签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陈永贵固然不能被冠以“叛徒”之名，他是在革命后期才加入党组织。然而，他曾在日占时期扮演“二鬼子”的角色，这一行为关乎民族气节与道义，其严重性不容忽视。称他为“汉奸”并非过分，这样的指控足以将他彻底摧毁，令其声名扫地。“陈永贵可以参加九大，然而，他仅作为代表出席。”

令人惊讶的是，陈永贵在九大不仅担任了代表，更一跃成为中央委员。数年后的十大，他更是攀登至新的高峰，荣任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跻身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行列。这一变动让那些了解陈永贵过往历史问题的党内同仁们感到震惊，困惑不已——对于曾涉足日本情报机构且存在明显历史问题的人员，若未受到追责，已属宽大处理。然而，此人竟得以晋升为中央委员，甚至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这难道不是与党的政治原则、组织路线以及干部选拔任用政策明显相冲突吗？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陈永贵的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若我们将视野稍微拓宽，从山西延伸至北京，便会发现中央文革小组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状况。

众所周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系全国文革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在鼎盛时期，其地位与中央政治局权力机构相媲美。人员选拔自是非同凡响，堪称万里挑一。若陈永贵等人多少带有某种象征意味，那么在文革的舞台上，他们或许只是充当了道具的角色。然而，文革小组成员则个个掌握着天大的权力，能够生死予夺，因此，对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历史，理应有更为严格和硬性的要求。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中存在“病症”的人物也并不鲜见。

诸如姚文元，尽管其个人历史并无瑕疵，堪称清白，然而其父姚蓬子却背负着文化界的重大污点，曾因被捕而变节自首。依照当时的准则，拥有此类家庭背景者本不宜跻身中央文革小组。尽管如此，面对诸多反对意见的阻碍，他不仅成功当选为文革小组成员，更后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再如张春桥，抛开其个人历史上的疑点和问题，不谈。（投身华蒂社、虚报入党年月、参与与鲁迅的笔锋交锋——在后文革时期，这些行为或许不足为奇，但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它们却足以成为重罪。）尽管文静，作为党员的妻子，在历史上曾遭遇日军俘虏并选择了变节投敌，这无疑是典型的“叛徒”行为，然而，即便如此，她依然未受此影响，得以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更是在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双重身份中崭露头角。

30年代的江青

至于江青，她的身份尤为特殊，不仅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还跻身政治局，这一点与张春桥、姚文元相比，暂且不提。关键在于，文革期间江青那乖戾的政治行为。江青的个人历史充满疑云，30年代她曾被捕入狱。据相关资料显示，出狱之际，她留下了所谓的“尾巴”——一份悔过书。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份悔过书足以将她推向政治的深渊。然而，在文革期间，江青摇身一变，成为一面旗帜，她急切地要求相关部门销毁她在狱中的档案，意图彻底抹去自己历史上的疑点。与此同时，她以“纯洁革命队伍”的名义，毫不手软地将无数无辜者定性为“叛徒”或“特务”，将他们逐出革命行列。她甚至纵容手下伪造证据、捏造情节，将受害者送入监牢，乃至迫害至死。

从陈永贵历史问题到江青的政治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政治超出常人想象的另一种面相及其背后荒谬的逻辑：在所谓“纯洁革命队伍”的名义下，一方面是将历史问题严重化扩大化，大力清查和严格处理有历史问题的人，甚至仅凭一份从容就义前流露自己对革命与人生的悲观意绪的自白书，便将人判为叛徒而鞭尸毁墓、逐出教门，另一方面则对揭露出有问题的特定对象网开一面，高抬贵手，提拔重用；一边是心虚胆怯而急忙清理掩盖自己的历史疑点，另一边则大张旗鼓且大规模地将“叛徒”“特务”帽子施加他人，制造恐慌，迫害无辜。此中已没有了任何政治道德与伦理可言。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悖论现象，毫无原则的双重标准，反映了文革政治的极端荒谬与乖张。

现象出现因之。究其根本，党内民主的缺失尤为严重，原本的众声喧哗演变为独断专行，权力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口含天命，言论即法律，以需求为借口，随意操控组织政策，玩弄党内纪律，扭曲政治原则。如此一来，不仅混淆了人们原本自认为明确的是非界限，动摇了政治问题处理中秉持的正义准则，使得正直之士无所依循，也让狂傲之辈找到了可乘之机，最终将党和国家推向危险边缘，引发灾难。

因此，可以说，文革之走向失败，仅此就能见出其内在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