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7年常遇春在杭州彻底击溃张士诚势力，施耐庵罗贯中惊慌逃窜

一边是朱元璋的铁骑压境，一边是张士诚在江南苦撑门面；一边是常遇春“常十万”猛将之名在外，一边是潘元明在城里枕戈待旦。杭州是要硬打，还是要智取？有人主张一鼓作气硬攻，有人坚持先探后动巧破。就在双方拉足架势时，城内的施耐庵、罗贯中已经嗅到不对劲：风向变了，城墙还在，人心已乱。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两个写书的人选择离开战场？

常遇春抵达杭州，没有急着冲城，而是先把眼睛和耳朵派进去。他把探子送进城，兵力、粮草、谁守城哪一段，全摸清。回报显示：城里守军约三万人，由张士诚的心腹潘元明统领，城防周密，弓箭、云梯、石炮都准备得齐。常遇春不恋厉害功，先摆架势：北门大张旗鼓敲鼓呐喊，做出主攻姿态；东面部队藏在山林里悄悄靠近；主力静静卧在南门外，等一个“空挡”。潘元明果然中计，把大部队压到北面。东门突然吃紧，他再抽兵救东。就在两头忙乱之时，南门被一口气撞开，巷战爆起，路线全乱。城里百姓看得心惊肉跳，兵败的跑，抢粮的散，躲在门后的人只想活命。最后，一声“倒了”，城门塌，战局定。

城破之后，杭州表面回到安稳：明军军纪严，秋毫无犯，百姓抬着饭食迎军入城，这是战后最珍贵的一幕。但对施耐庵和罗贯中来说，真正的低潮才刚刚开始。他们是张士诚的幕僚，一个文胆，一个年轻军中笔杆子。前一天还在为人谋事，后一天就成了逃亡者。一路隐姓埋名，衣服不敢穿显眼色，夜里不敢点亮火，靠一点积蓄和沿途百姓的施舍过日子。施耐庵心里堵着：有治国方略、有济世之心，最后却连自己都保不住；罗贯中原本想建功立业，到头来只剩下跟着师父找活路。他们看到了城破的火，听到了巷战的喊杀，也看到了普通人为活命的手脚发抖。这种低潮不是几顿饭能缓过来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被掀翻后的空洞。有人劝投明朝，说换个主子照样能用才；也有人说文人不该卷进战场，回家读书写字去。两人却选择退一步，先活下去，再想路。兴化、杭州之间找安身所，风吹日晒，日子过得像在沙里筛米，一点点把心里那些碎片捡起来。看上去平静，实际上心里波涛汹涌：理想没了，身份没了，世界只剩下人性冷暖和一支笔。

反转来得很突然：失败被他们写成了开端。施耐庵把那些未被采纳的谋略、那些被辜负的热望，统统化作纸上的刀锋。他选了北宋末年的故事线，写出《水浒传》，把一个个被逼上梁山的人写得鲜活，把“替天行道”五个字写得铿锵。林冲的屈辱、武松的血性，既是戏，也是现实里看过的命运翻版。罗贯中在杭州山水间下起长功夫，他把亲眼见过的调兵布阵、见识过的权谋拿到三国那片大舞台，编织出《三国演义》。他以陈寿《三国志》为骨，民间讲史为血，把曹操的狠、刘备的仁、孙权的稳，写得有肉有骨。赤壁、官渡那些战例，计中计、伏中伏，不是凭空想，是从乱世里采来的招数重排布阵。读者这才恍然：原来城破的火光，照亮的不只是逃亡之路，也照亮了两部巨著的开篇。前文的伏笔此刻全部收尾：战场的见闻变成谋略的笔墨，失落的羁绊变成人物的喜怒哀乐。

风波似乎过去了，书却把更大的问题抛给了后世。《水浒传》里的反抗精神，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把刀当解药？《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智慧，到底是教人机变，还是让人更懂人心？读者站在不同位置，看见的角度不一样。有人读到弱者的呐喊，觉得这是一堂勇气课；有人读到权力的博弈，担心人心更复杂。作品广传，名气是来了，争议也更大。这不只是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更是关于秩序、公正、选择的拉扯。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两本书像两面镜子：一面照出被逼无奈时的怒火，一面照出临机应变时的智慧。镜子映出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又一个现实场景：当规则被踩，当利益被抢，当道义和生存碰撞，人该怎么做？越想越吵，越吵越深。和解看上去遥远，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站位不一样。这就是第二低潮：作品的能量在传播，分歧也在扩散，问题看似缓了，实则更难。

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这两位是母亲工厂的示范样本。照这个说法，战略不用你，谋略不采纳，反而逼出名著，真会“用人”。但问题直给：如果一开始就把有用的脑袋放到对的位置，是不是更好？我们在谈文学的光时，也得看现实的影。一边赞叹“替天行道”，一边又害怕刀光太亮；一边推崇“运筹帷幄”，一边又担心心计太深。这矛盾就摆在台面上。把失败夸成财富，听着漂亮，用起来却很扎手。

要是没有乱世，可能没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那到底是该感激乱局给了文坛材料，还是该坚持宁愿少两本名著也不要百姓流离？一方认为文学源于苦难，另一方坚持稳定比名气更值。你站哪一边？该拿哪条尺子衡量历史的得与失？评论区见，说说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