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领导人亲述，不为人知的粉碎“四人帮”细节

皇城根地处老北京内城的外围，曾是城墙之下的专属区域。在清朝时期，这里多为亲王重臣以及商贾巨富的安居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国家部委纷纷迁至此处办公，同时，也有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选择在此安家。

位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的院落（在20世纪60年代地名整顿期间，“西皇城根”被更名为“西黄城根”），乃一处历史悠久的显赫之地，昔日乃清代礼王府的所在。至1980年，该院的传承者变更为我国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1921—2008年。1949年至1971年间，华国锋在湖南工作长达20余年，全心全意投入于新湖南的建设事业）。

01

1997年1月13日的午后，我有幸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陪伴下，踏着未消的残雪，沐浴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抵达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院落中一栋老旧的平房前，其东南角矗立着一个硕大的葡萄架。虽值严冬，葡萄树仅剩光秃秃的枝桠，然而从那粗壮的枝条中，仍可窥见主人对葡萄架的精心照料。同行的副局长向我透露，这便是华国锋主席的居所。

在曹秘书的引领下，我们步入了位于东侧的走廊，进而踏入华国锋同志的私人客厅。这间大约三十平方米的客厅温馨而雅致，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墙门框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勤勉工作的画像。客厅南侧，六张米黄色的布艺沙发呈半圆形排列，待客人与主人落座后，皆面朝那尊伟人像。

华老早已在客厅落座。一见我们踏入，他立刻起身，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仔细端详，华老依旧保持着电视屏幕上的形象：身材魁梧、面容慈蔼，尽显长者风范，只是头顶上增添了几缕银丝。

我紧握华老的手，连声问候：“华主席您好！”随之，我进行了自我介绍。

华老急切地谦虚而郑重地回应：“请勿再称我为华主席，那已成为过往。”

我言道：“在咱们这一代人心中，您始终是华主席的形象，习惯了这样的称呼，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改换。”

华老：“简称华老即可。”

华老亲切地招呼我，示意我在他右侧的沙发上落座。随即，我向华老坦陈了此行的目的——纯粹是来探望他，并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

“我的身体还算硬朗，只是此处有些小恙。不久前，我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采用的是德国产的器材，花费了四万多元。”他摊开双手，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安：“你看，我并未做什么值得耗费国家这么多资金的事，这让我心中颇为不安。”

我急忙回应道：“您对党和国家贡献良多，这点资助实属应当。”

华老继续言道：“唉，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需要投入的资金领域众多。这也正体现了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与关怀。”言辞间透露出一份由衷的欣慰。

边交谈，华老边热情地邀请我们品茗。他随手从茶几上取过一个硕大的茶缸，便开始饮用。那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搪瓷茶缸，缸身布满了磁漆修补的痕迹，至少有十几处之多。缸身上还用鲜红的漆迹书写着：“1964年湘潭地区民兵比武纪念”。据推算，这个茶缸已有33年的历史，堪称我见过的最久远的茶具。

我指向那茶缸，对华老说道：“华老，这茶缸显得颇为陈旧，破损之处也不少，或许该考虑更换一个了。”

华老轻轻敲击着茶缸，语气中透着对这件物品的珍视：“这可是个宝贝，用久了，便舍不得替换。即便有些破旧，也无关紧要，只需用毛笔蘸上一点漆修补一下，便能焕然一新。”他转向曹秘书，指着那缸，继续说道，“他和你有同感，也多次劝我换新的。但这份旧情，我又如何舍得割舍。”

曹秘书缓步走近，细心地为华老斟上茶水，同时轻柔地整理着他的衣领。直至此刻，我才察觉到，尽管曹秘书尚未跨入五十岁门槛，他的头发却已斑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自1970年起，他在湖南陪伴华老左右，至今已有27个春秋，这份忠诚与执着，实属令人敬佩。

转瞬之间，时间已悄然流逝至五点，我们在此停留了近一个时辰。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起身告辞，结束了此次初次拜访。

1976年，毛主席对华国锋的三句留言。

02

1998年1月8日的午后，我再次踏足西黄城根南街9号。步入华老先生的客厅，他热情洋溢地迎接我。他紧握我的手，以难得的幽默口吻言道：“去年一别，咱们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欢迎光临。”

初次见面，再访便熟络。我的胆量也随之增长，在与华老交谈时，除了聊聊身体和天气，我还鼓起勇气提出了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

“华老，您对国家和党的事业贡献卓著，享有崇高的声望，目前依然担任中央委员，不知中央会议是否有邀请您出席？”

华老脸上并无不快之色。他微笑着回应我：“每次会议召开前，中办都会将会议通知送达我的手中。”稍作停顿后，他又补充道，“然而，通知中总会附加一句，提醒我，鉴于您的健康状况，您有权请假。”

他续道：“岁月渐长，身体亦趋一般，平日里便在家中翻阅书籍，习练书法。若天气晴好，便在院中漫步，打理一番葡萄架。正因为如此，中央的会议我参与得相对较少。”

谈及此事，他不禁陷入了沉思。“党中央及总书记对我十分关怀，特地指示我外出走走，看看。我赴湖南，抵达张家界，那里的风光确实令人叹为观止。那些山峦与我家乡山西的山景迥异，显得尤为独特。在途中稍作歇息之际，我与几位农夫交谈，气氛融洽，交谈甚欢。他们甚至认出了我。”

华老接着言道：“我亦踏足北方数省，游历都市，探访了多家工厂。所见之城市建设，无不气派非凡，令人印象深刻。”

华老呷了一口茶，转而对我言道：“然而，工厂面临的难题颇多，尤其是那些下岗的职工，他们正承受着极大的困境。有些家庭几代人都在同一工厂辛勤劳作，如今工厂陷入困境，他们不仅拿不到工资，生活也陷入迷茫，处境十分艰难。这些工厂和职工，曾为国家作出过贡献，我们怎能忘记他们？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些下岗职工的燃眉之急。”

“在长沙，还有下岗的工人吗？”华老转过头来询问我。

“有啊。”

“有上访的吗？”

“民众纷纷前往市委、市政府进行上访。对此，我们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那行。”华老很开心。

“读过郑板桥的竹诗吗？”

我料想华老先生所指的，应是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我急忙回应：“读过，且能背诵。”话音刚落，我便轻声吟咏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华老颔首微笑，流露出满满的满意。他语气中带着几分叮嘱，又似自言自语：“的确，我们应当关注民众的艰辛。那些曾经艰辛求生的下岗工人，我们务必确保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时光荏苒，转眼已至五时。告别的时刻来临，我步出房门。尽管外界依旧寒冷刺骨，但华老那份对下岗职工的深切关怀，却如同暖流一般，温暖了我整个身心。

03

2000年1月9日的午后，我第三次踏入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的院落。

华老的身体依旧康健如昔，背脊挺直，腰杆笔直，言谈间透着充沛的精气神。或许是由于彼此间的熟悉，华老此次交谈显得尤为健谈，他主动开口与我交谈。

长沙，真是个宜居之地，物产丰饶。然而，夏日炎炎，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华老笑着，边说边比划着，“那时候，空调还是稀罕物，家中也无电扇，只能摇着蒲扇，虽能带来一丝凉意，却不足以抵挡酷暑。若是热得难以忍受，我便取来一桶凉水，将双脚浸入其中。嘿，这法子还挺管用，确实能降低点体温。”

“你是长沙哪里人？”

长沙县人，祖籍浏阳。

提及浏阳，华老顿时精神焕发。“这地方堪称佳境，盛产豆豉与鞭炮，昔日隶属于湘潭地区。在‘四清’运动期间，我曾于浏阳主持过一段工作，对其地情颇为熟悉。”

“那还有好东西产吗？”

我不明所以，只能摇头。

夏布，蚊帐布。

谈及夏布，我自是有所了解。幼时，我不仅亲手制作过夏布，更曾身着夏布衣衫。

在浏阳任职期间，我时常目睹一群妇女在河畔、塘埂的草地上晾晒着某种物品。华老一边讲述，一边将右手平摊，掌心朝上，轻轻挥动小臂，又迅速收回。她们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给这些物品浇水，这一幕让我不禁感到好奇：既要晾晒又要喷水，这是为何？一番询问后，我才了解到，这原来是浏阳的特产——夏布。晾晒与浇水，正是制作夏布的关键步骤，其目的在于对原料苎麻纱进行漂白，随后用以制作衣物和蚊帐。

据当地居民所述，夏布蚊帐既能有效驱蚊，又能带来清凉之感。我亦花费六元人民币购得一顶夏布蚊帐，归家试用后，果真体验非凡。蚊虫无法侵入，而微风却得以自由穿梭，确是舒心宜人。

华老越说越兴奋。“这宝贝，我们实在不舍得丢弃，一直珍藏着。”

“韩老，”华老对身旁的韩芝俊夫人说道，“请将那口木质箱子打开，取出里面的夏布帐子，给我们的客人展示一番。”

我一听，立即举手阻止：“不必了，不必了。”担心韩大姐年事已高，翻箱找物过于劳神。

华老依旧坚定如初。不久，韩大姐从内室抱出一张蚊帐。我定睛一看，竟然是我儿时常用的那款夏布蚊帐。尽管这床蚊帐已历经三十余载，却保养得宜，完好无损。唯一的变化不过是颜色略显陈旧，泛着淡淡的黄色。对此，我不禁感慨万分。华老夫妇即便身处高位，权势显赫，依旧保持着初心和本真，珍视物品，廉洁自持，节俭有度，这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观赏完蚊帐，华老依然兴趣盎然。“苎麻真是一种优质的原料，既是浏阳的，也是湖南的宝贵特产，我们有潜力对其进行大力推广。据悉，益阳已设立了一家苎麻加工企业，成功攻克了苎麻加工过程中的诸多技术难关，例如解决了穿着内衣时可能引发的瘙痒问题。这无疑是一条助力农民增收的可行之道。”

不觉间，时针已悄然指向五点，夜幕逐渐降临，我不得不打断华老的谈话，起身告别。

04

2001年1月11日的清晨，我第四次踏上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的土地。一路上，我的思绪纷飞，心中所想已不止一次——与华老的多次交谈中，我们的话题从未触及我最感兴趣的领域——那场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事件。这次，我决心将这个话题提上议程。

起初，我试图表达：“华老，记得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壮举不仅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你在做什么？”华老问。

在大学求学期间，当听闻“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们激动不已，欢腾跳跃。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们手持您的画像，在街头巷尾欢快地游行庆祝。

“时下已不再流行那样，毕竟那并非上策。”华老似乎是在提及那些类似游行的行为。

我续道：“在当年的十月，省委宣传部安排了一批人员记录您在湖南的感人事迹，其间，我受命前往湘阴，驻留了整整三个月。那篇名为《华政委看望小乡长》的文章，正是由我执笔而成。”

“哎呀，我还曾在湘阴进行过实地调查呢。”华老兴奋地回忆道，“那可是我南下的首个工作之地。湘阴那地方，水网密布，鱼虾丰盛，渔霸的势力也不容小觑。记得1950年端午节前夕，几名渔霸竟然密谋在龙舟竞渡时制造事端。情况一度十分危急，上千人聚集在湖面上，准备大打出手，若不及时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带着警卫员赶到湖边，跃上一艘大船，朝天鸣枪数发，这才将他们镇慑住。”华老模仿着放枪的动作，继续说，“紧接着，我们将那些渔霸一一逮捕归案。”

我急切地表示：“您当真是遇事不慌，临危不惧。正因如此，在25年前的那个危急关头，您才能一举击败‘四人帮’。”我再次将这个话题提起。

击败“四人帮”，其难度远超镇压渔霸。自毛主席离世之后，局势变得尤为复杂，动荡不安。要将那几人成功拘捕而不流一滴血，实属不易。

“然而，当前所撰写的文件，其中一部分与社会网络上传的内容相似，既有真实的，也有不真实的。”

我惊讶，文件竟有不真实的。

“例如，某些文件提到：‘依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党中央果断决策，迅速击溃‘四人帮’。’然而，这种表述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

华老并未察觉到我的惊异之色，他接着说道：“当时的情况正如我所提议的那样，得益于叶帅、先念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成功粉碎了‘四人帮’。”华老以手指向自己，强调了个中关键。

华老轻轻转动了一下身躯，目光转向我。“唯有我的建议，方才契合宪法精神、党章规定。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任何他人的提议均显不妥，颇有政变之兆。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我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之举，无疑是合理且合法的。当前文件中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对党派不利，亟需恢复历史真相。”

我未曾目睹华老展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这一点，他不仅高度重视，更是态度坚决，言辞间重复了三四次。

正当我们交谈兴致勃勃之际，指针恰好指向了10时50分，曹秘书步入室内，带来了客人即将到来的消息。我不得不起身告退，心中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了客厅。

05

2005年1月12日的清晨，我第五次踏入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怀着敬意拜访华老。

因工作原因，我已有整整三年未曾探访华老。不久前，曹秘书委托长沙市委办公厅的同事传话，称华老屡次提起，长沙市委秘书长已有数年未曾莅临。于是，我抓住来京开会的契机，特地前往拜访华老。

踏入客厅，我依旧习惯性地落座在华老右侧的沙发上。寒暄数语过后，我径直切入正题，向华老发问。

“华老，您曾与我们分享了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往事，我渴望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更为详尽的了解。”我稍作停顿，目光落在华老身上，只见他轻轻颔首。

“华老，您是在何时下定决心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呢？”

我话语脱口而出，不禁感到有些冒失。华老沉默未语，似乎在深思熟虑，长达两分钟的缄默无语。我心里暗想，糟糕，不该提及这样敏感的话题。

猛然间，华老伸出右手，在我左大腿上重重一击，声音洪亮地宣告：“9月10日，上午8时整。”

我再次感到震惊，那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的32个小时，即10日的清晨8点钟。

华老详述了决心过程。

首先，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其次，她本人要负责保管毛主席的所有遗物；最后，坚持毛远新留在北京。这些建议不仅不合情理，也与当前紧迫的事务相悖，众人皆知江青性情强硬，因此无人应声。江青见状，独自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从她前往延安，与毛主席的婚姻，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看似缅怀毛主席，实则自我吹嘘。大约到了午夜12点，张春桥试图打断她，暗示会议应专注于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其他问题留待之后讨论。江青对张春桥的反应不予理会，继续她的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保持沉默。我对此也感到不耐烦，闭上眼睛静心养神。直至天色渐明，江青终于讲累了，不再言语。我睁开眼睛询问江青是否已经说完，她回应说已讲完。随即，我宣布会议结束。”

散会之际，大约是10日的清晨8点钟，我已下定决心，着手处理“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坦诚道，我近期身体状况欠佳，需前往医院就诊。于是，我带着警卫员乘车前往北京医院。我们经前门而入，旋即从后门悄然离去，我指示司机将车辆驶至该处。

华老挥动手指，勾勒出一个半圆形的轮廓：“此处便是我所居住之地，而先念同志，正是昔日的寓所。”

推开房门，我步入其中，只见先念同志尚未歇息。他的脸上露出惊愕之色，疑惑地问：“刚散会，你怎的又匆匆而来？”考虑到时间的宝贵，以及担心王洪文可能派人跟踪，我急忙对先念同志说：“请转告叶帅，‘四人帮’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简短的交流后，我未待五分钟便迅速离开，再次赶往北京医院。

数日之后，先念同志向我透露，他已经将我的看法转达给了叶帅，然而叶帅并未作出任何回应。我深知，叶帅一生行事严谨，必定希望我能亲自与他沟通。

华老在此时喝了一口水，稍作停顿。我意识到时间紧迫，迅速整理思绪，接着追问：“华老，据外界传闻，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王洪文和张春桥的警卫有过反抗，这消息确切吗？”

华老闻言，嘴角微微上扬，露出轻松的微笑，“无稽之谈，此事根本子虚乌有。你们对咱们的警卫体系实是知之甚少。”

华国锋全家福

华老精神焕发，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缓缓道来：“我们的警卫体系，源自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所创立，与西方及非洲国家的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并无隶属关系。我国的警卫体系，实行的是统一领导，警卫员的首要职责是保障首长安全，其余一切事务均需听从警卫局的安排。若首长的指令与警卫局的指示发生冲突，警卫员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时，警卫员需每日向警卫局汇报首长的安全状况及行踪。在会议期间，警卫员将首长安全护送至会议地点，首要任务便是将枪支交给驻会警卫并妥善保管，待首长会议结束后，再取回枪支。”

言及此处，华老轻拍腰侧，“唯有我的贴身警卫方有资格携带武器进入会场。”

华老转过头，对我说：“你注意到张春桥的警卫员了吗？他连会场都未能踏入，一到怀仁堂门口便主动交出了武器，哪里谈得上反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王洪文也是如此，当时我和叶帅在场，我一公布中央的决定，他便立刻乖乖地被戴上手铐带走。至于江青，张耀祠同志带领人员到她的住所，要求警卫员交枪，他们无一例外地服从了。若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制度，要粉碎‘四人帮’恐怕会更加困难。”

在华老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内心不禁对毛主席的睿智与伟大油然而生敬意。趁着华老谈兴正浓，我趁机提出了一个问题：“华老，您在之前提到的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还与吴德同志进行了联络，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华老向我透露：“这你恐怕不太清楚。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的一员，更是北京市委书记，同时担任北京军区首任政委。毛主席在世时，曾有过明确指令，规定北京军区的军队调动必须得到吴德的批准。想想看，没有他的助力，怎能稳妥？至少风险重重。”华老随后紧握双拳，上下挥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维护局势稳定。”

华老接着说道：“与吴德同志取得联系实属不易。我无法直接打电话请他来我的办公室，那样可能会引起‘四人帮’的猜疑。幸运的是，在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的一次碰头会上，我主动提出负责北京市的筹备工作。借此机会，我便很自然地将吴德同志邀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向他坦白了一切，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让我心中终于有了底。事实证明，北京市并未陷入混乱，北京军区亦然。”

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转眼间午时已至十二点。三个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三小时，我深怕打扰了华老的午膳与休憩，只得无奈告别，这成为了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拜见与交谈时刻。

后记

2008年8月20日，电视新闻播报了华国锋同志不幸仙逝的消息。随后，新华社公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简历中，对党中央对其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所发挥关键作用的评价有了新的表述。简历中提到，华国锋同志“倡议解决‘四人帮’问题，获得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赞同与坚定支持”。

这一幕重现了华老反复强调的历史真实。我想，若华老在天之灵有知，必会深感欣慰。

山西交城华国锋陵园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