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谢静宜讲述文革往事

资深毛泽东机要秘书，现年已逾八旬的谢静宜女士，倾力著就了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并于2015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谢静宜在文革期间，身居清华、北大及北京市革委会的要职，始终与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亲身见证了那十年文革的种种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

三十余年来，她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行事风格极为低调，采访邀请亦常婉拒。

多年来，我似乎仅限于为那本公开发行的《中南海机要工作纪念集》撰写了一篇长篇文稿，以及《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和《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等为数不多的文章。正因如此，这本二十万字的全新著作的问世，无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出版社的简介中提及谢静宜女士于1959年至1976年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担任机要职务，描述略显概括。

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以8341军宣队的身份离开了中南海，随后相继担任了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以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那个时代，她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政坛新星之一。

出版社提供的出版推荐语中这样写道：

“她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细腻地勾勒出毛泽东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场景，展现了他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作出决策，如何指导工作，如何关心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以及他如何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员工。”

此段文字，大致勾勒出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用意所在及情感的倾注程度。

出版社指出，《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不仅拥有显著的史料价值，而且兼具良好的阅读体验。通读全书并仔细梳理后，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众多首次公开的高级内部信息和细节，这些内容因出自当事人亲历亲为的原始资料，而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遗憾的是，在描述文革期间的经历时，作者对于诸如北大清华的政治斗争、教育界的革命浪潮、四届人大的风波、批林批孔的风潮、梁效写作班子的活动、批邓运动以及四五运动等重大事件，多采取回避态度，所涉内容寥寥无几。

以下节选自书稿中的关键段落，融合叙述与议论，力求言简意赅。

“九一三”事件之后

毛、周的原话引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禁空令。

9月15日，谢静宜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结束了在智利的行程，返抵上海。彼时，她尚不知晓北京所发生的变故。

机场客多，飞机几天未起飞。

恰在此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同志宣布，周总理特别恩准，青年代表团将乘坐一架专用于接送重要外宾的飞机返回北京。

显而易见，在获得特别批准的情况下，部分飞机得以获准起飞，翱翔于天际。

抵达北京后，中联部的负责人首先指示代表团于北京饭店着手撰写此次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谢静宜感到忧虑，遂拨通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的电话，关切地询问主席和总理的具体位置。

杨德中温馨地安慰道：“小谢，两位老人安好无恙，你大可安心。”

两日之后，谢静宜有幸拜会了主席。在主席对其揭示了“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之后，他指示谢静宜前去探望总理。

主席说：

“总理这段时间尤为辛劳，自‘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他始终坚守大会堂，吃住于此，指挥各项工作，情形颇为紧张。如今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不幸遇难，总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安享几个宁静的夜晚。”

主席要求转告总理一事宜。

“远新来电，希望返乡探望，声称若不见我，心中总觉不安。此事需征得总理批准，远新身为军人，目前是否能够暂时离岗几天？敬请总理决断。”

于西花厅，总理满怀热情地向谢静宜述说了“九一三”事件爆发后的紧张局势，以及主席的指示精神。他言辞间洋溢着激动之情：

我持续关注飞机的动态，并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迅速实施所有必要措施。

召集几位将领至大会堂，其目的有二：一是便于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二是便于进行直接交流，旨在深入了解林彪此次逃亡事件与他们的关联，探明他们是否有所知晓……

弄清林彪坠机后松了口气。

当前，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著作众多，然而在众多以史料性质为特色的著作中，能直接引用毛、周原话的内容并不多见。在此，谢静宜的现场记录显得尤为珍贵，值得我们给予高度重视。

1972年，周总理在一次与谢静宜的交谈中，回忆起长征时期的一段过往。总理感慨地提及道：

“小谢，在长征途中，我不幸患上了伤寒，病情严重至极，几乎命悬一线。是主席的救命之恩，让我得以重获新生。”

在那个环境极为艰苦的岁月里，主席特意派人为我购置了银耳，此物乃滋补佳品。得益于它的滋养，我的身体逐渐康复。

七二〇事件气氛紧张。

差点烧密码

1967年，毛泽东在巡访华北、中南、华东地区之际，恰逢武汉爆发了激烈的武斗，这一事件被世人熟知为“七二〇”事件。

长矛握于手中，柳条帽覆于头上，派别成员们站立在武斗的车厢中，一辆紧接着一辆，从主席居住的东湖驻地大门前依次驶过。

有些人甚至于在门口驻足良久，仿佛在凝神观察着什么，亦或是由于其他缘由。他们是否意识到，主席的居所便坐落于此？

街巷间不时回荡着枪声，传闻中那位负责送文件的骑手，其摩托车上的皮包竟不幸被子弹击穿，留下了一个弹孔。

丁钧等人，随主席在北京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他们隐匿于大门内的一片幽静竹林之中，透过茂密的竹叶，窥探着外界的动静。

当时，上级下达了严令，明确规定除非他们擅自闯入，否则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行动。

紧张的氛围弥漫于驻地四周，传闻中有人携带小刀，从东湖彼岸游至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中办主任汪东兴郑重地向机要员谢静宜与樊一民作出指示：

“时刻紧握火柴，万般无奈之际，可将其点燃以销毁密码，并将密码机一同投入湖中。”

为确保安全，领导指示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的摄影师，每人手持一根木棒。

众人敦促毛主席尽快离开武汉，但主席依旧照常处理公务、审阅文件、潜心读书，对此毫不在意，随口轻描淡写地回应道：

“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

直至深夜，周总理乘坐飞机抵达武汉，特地向主席力劝其迁往上海，主席这才答应。

破晓时分，我驱车前往东湖机场。沿途气氛紧张，一辆辆机密车辆紧随主席座驾。在车前座，总参谋部的一名副参谋长低声细语，谢静宜能隐约听见他嘴里断断续续地嘟囔着。

“又过一关了……”

众多文献已然向我们揭示了“七二零”事件的曲折历程，然而，无人能像谢静宜那样，以其细腻入微、栩栩如生的笔触，为我们呈现如此详尽且生动的内部景象。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竟在最高领导人的身边出现预备焚毁密码、丢弃密码机的举动，这在世人看来，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的汪庄与毛泽东主席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摄影：侯波）。

毛泽东对田家英、

王良恩去世引关注。

1966年夏日，田家英秘书不幸离世，谢静宜女士曾与毛主席进行过交谈。

“尊敬的主席，我因之前向田家英借阅过书籍，并遵从您的教诲向他请教，自田家英不幸离世后，有人要求我解释为何会向他借书，以及我与田家英之间的关联。”

主席说：

“田家英长期担任我的秘书，他忠实地服务了我许多年，频繁来访，我们的关系显然非常亲近。”

本是我命你向他请教，亦是本我让你向他借阅书籍。稍加接触便出现问题，岂能如此？实在荒谬，毫无道理可言。

主席怒了，续道：

“对于田家英究竟存在何种问题，我们似乎尚未完全明了。”

谢静宜说：

听闻田家英在离世前，曾焚毁您众多手稿，此事果真属实吗？？

往昔，每至其宅，求教于学问之道，屡见他与大逄（逄先知）两人俯案细作，精心裱糊您昔日的手稿。他们将那些原本破旧的稿件，修复得完好如初。

在精心裱糊的过程中，我目睹了他们那份珍爱之情，难道他们真的会忍心将其付之一炬吗？

主席微微颔首，对谢静宜的分析表示认同。他言道：

“我同样持怀疑态度，毕竟那些专案组的人员所言，未必都是事实。”

谢静宜又说：

“1961年伊始，在广州召开会议之际，田家英于其下榻之处——省委招待所的小岛宾馆内，伏案痛哭，同时为毛主席撰写了一份关于他在安徽地区进行的调查报告。”

那是一位农村妇女的悲怆故事：丈夫早逝，孩子年幼，家中缺乏劳力。她独自一人，肩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带着年幼的孩子下田劳作。她挖坑播种，孩子则跟在身后，稚嫩地撒下豆种，这一幕幕描绘出一段充满艰辛与无奈的悲情画面。

主席马上说：

“确实，那份报告我记忆犹新，他的观点并无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而，这又何足挂齿呢？能否展开讨论一番？毕竟，不至于……

主席没说下去，意思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1972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不幸自尽，这一消息令谢静宜深感震惊。她曾向主席表示：“主席，我听闻王良恩副主任不幸离世，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惊讶。”

“王良恩同志系从南京调任，为人谦和，相处中让人觉得他平易近人，毫无傲气，待人诚恳。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何会突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中央办公厅的运作怎么这么繁琐？竟然已经导致两位副主任不幸离世。”

主席此刻缓缓抬起目光，略一点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微笑，并未多言。

谢又问：

“主席大人，他们究竟遇到了何种难题，情况真的如此紧急吗？”

主席严肃道：

“我持保留意见。迄今为止，我尚未明了究竟有何等大事发生。或许在若干年后，我能够拨开迷雾，或许，这份疑惑依旧悬而未决。”

田家英，我的秘书，他默默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卓越的才华，使我深感敬佩。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谢静宜书中提到：

“主席的言语中流露出惋惜之情，眼神中也透露出对田家英离世的不舍。至于中央办公厅接连失去两位副主任，主席对此也心生疑虑。”

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态度复杂，既有重视也有批判。

遭遇的直接反应

在文革风暴肆虐之际，北京众多高等学府中的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不幸饱受风雨洗礼，命运多舛，接连遭遇不幸。

在谢静宜的最新著作中，我们首次得以详尽了解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遭遇的直接反应。这些信息在此之前鲜有对外公开。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拨通了谢静宜的电话，通知她即刻返回，称主席有要事相商。

谢静宜见主席，主席心情沉重地说。

“小谢，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翦伯赞先生及其夫人不幸服用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离世之际，翦伯赞先生曾留下一张字条，其中表达了对我深深的歉意……”

我难过，未保护好他们。

谈及此，主席眼中泛起泪光，语声哽咽，难以继续。稍作停顿，主席方才继续说道：

“清华北大相邻，政策不同。”

稍许，主席又说：

“小谢，我提议你与迟群携手，并邀请几位同志同行，一同前往北京大学，深入探究翦伯赞先生不幸离世背后的真相；同时，对北大在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方面的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

他沉默片刻，自语道：

“显而易见，警卫团——亦称八三四一——需派遣若干成员前往北京大学。”

在北大的某次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的冯定教授发表言论道：

无论寒风刺骨，都强制人们前往批斗。那些激进的反动分子一呼喊我的名字，我便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惊胆战。

穿戴厚实的棉衣棉裤在身，以防万一遭受批斗，不知何时才能归家，以免受寒。

他又苦笑。

“行前准备，不论膀胱是否充盈，我总会去趟洗手间；不论肠道是否需排，我也会去排便，以免因紧张而失控，惊得失禁。”

冯定回身转向冯友兰教授，手指轻轻一点，指向他道：

“去问他，他那从前浓密的胡须（边说边比划其长度），如今为何剃掉了？快说！”

冯友兰结巴道：

“每当我遭遇批斗，总有个别人会恶狠狠地拽扯我的胡须，这让我深感恐惧。因此，为了不再承受这份痛苦，我决定从此刮去胡须，不再留它。”

谢静宜返程后，便将冯定、冯友兰等资深教授的讲话内容，向主席做了详尽的汇报。

主席怒斥道：

“这实在说不过去！竟是一家有文化的大学，竟然对政策如此置若罔闻。”

随后，在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了梁思成与钱伟长因遭遇造反派而停发工资的情况后，主席怒斥道：

“恢复薪水。”

稍停，主席又说：

若群众对于钱伟长的此举一时难以理解，不妨先行每月发放他150元作为过渡。

同步开展群众教育，提升大众的政策素养。一旦群众的政策素养得到提升，便将恢复其原本的全部薪资。

谢静宜在书中写道，1968年清华大学教授处境相当不好，受到群众组织的任意批判，从政治到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违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曾非常关心地问：

“梁思成在哪里？”

调查结果显示，梁思成已被“造反派”从其原先居住的小楼驱逐，被迫迁至一处较为昏暗的两间平房，前方的超高建筑遮挡了充足的阳光。

更为严重的是，那伙“造反派”已经停止了他的工资发放。

梁思成向谢静宜表示：

“身患心脏病，我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肺气肿又要求我时常坐立。这种矛盾让我倍感困扰。我的体质相当脆弱，仅是系上鞋带，我便会气喘吁吁，仿佛刚刚完成了一场百米冲刺。”

又接着说：

“在此，我衷心感激林洙（她的夫人）的鼎力相助，若无她的支持，这一切恐难成行。”

谢静宜亲自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内容主要涉及她所目睹与听闻的详情，尤其是对梁思成先生原话的准确传达。

主席听闻此事后，顿时显露出忧虑的神色，即刻下令恢复梁先生的薪资，安排他搬回原来的住处，并送往条件最优的医院接受治疗。他郑重地说：

“切勿让梁思成等人遭受批判之苦。针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他们理应与众人一同参与，共同进行批判，并在其中共同学习、受教育。”

自整党行动启动以来，个别人士提议剥夺梁思成的党籍。谢静宜遂前往请示，主席回应道：

“严禁撤销梁思成的党籍，并即刻恢复其党内组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