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戊戌——变法前奏，从强学会到保国会

06 体制外领袖

1895（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年的下半年，康有为倡导的“强学会”终于在北京挂牌成立。

加入者，除了康派死党之外，大部分是来自京城的帝党，也就是翁同龢门人，少部分则是李鸿藻的门人，包括文廷式（此时还未被罢官）、沈曾植兄弟等。

除此之外，军界大佬如聂士成、宋庆和新锐袁世凯，也厕身其中，要么捐资，要么入会。

京畿之地的将领和康党交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讯号——但此时谁又敢想，这是他康师傅为数年之后举大事而筹谋的呢？可见康有为的确有不同凡响的地方。

帝师、尚书孙家鼐亲自为强学会寻觅了活动地点，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佬也纷纷慷慨解囊。

但当此时正在北京蛰居还未出洋考察的李鸿章也掏腰包2000银元赞助要换去入会资格，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以康有为来说，他跟李鸿章本无仇隙，犯不上得罪人。

但以会中的那些翁派人物来说，让谁入会也不能让李鸿章入会。

这个短命组织，从一开始就被翁同龢打下了派系相争的烙印。

为壮胜势，当年秋天，康有为、梁启超南下，准备在上海再开分会。此事必然要寻得两江总督的支持。

此时总督两江的正是一向对康有为态度友善的张之洞，张之洞亲切接见了康、梁，双方相谈甚欢。但谈到强学会的宗旨时，双方又发生了分歧。

张之洞坚持强学会必须放弃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学说。而这一点，我们知道，乃是康有为一切理论的基础——托孔而变法，你不让聊孔子改制，那么后面的一切都是虚话了。故而康有为不能同意，双方都不肯退让，最终此事以张之洞“出资不具名”，也就是只赞助、不署名、不入会的方式达成共识。

张之洞的想法很清楚，一方面，作为一个在理学中浸淫许久，科举成绩优异且一辈子以清流自居的封疆大吏，他实际上对康有为的理论很不认可。但又因为变法自强乃是当前最热门话题，一向赶时髦的香帅也绝不可能居于人后。

但和翁同龢一样，香帅此举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派系利益考量。他极力想把强学会收归自己麾下，而这一点，已经在北京被翁同龢摆过一道的康有为，自然不会到南京再被同样的招数打败。因此这事没得谈。

并且，张之洞政治嗅觉之灵敏也丝毫不在翁同龢之下，他清楚此时康有为的活跃，主要得益于刚刚战败、全国思变的大形势。变是必要的，但怎么变，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如果此时贸然跟康党走得太近，如果未来风向有变，就极有可能为自己招致无妄之灾。

张与康之间的互动，算是各有坚持，也各有收获。以当时的情况看，当时从中枢到地方，从军界到政界，康有为算是收获了一大批支持者、同情者——但李鸿章始终被排除在外。

很快报应就来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人物”就不得不谈，他就是时任御史的常熟人杨崇伊。

杨崇伊曾跟翁同龢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不仅是同乡，还沾亲（翁同龢三哥翁同爵娶了杨崇伊的姑母），并且他也是翁门弟子，早年受了翁氏不少的提携，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是铁杆帝党了吧？

但很不幸，他在巴结翁同龢的同时，还结交了李鸿章。他的弟弟娶了李鸿章的侄女，儿子娶了李鸿章的孙女，也就是说，他跟李家还是姻亲。

因为这层关系，帝党并不把他当成自己人，加上杨本人还是个铁杆太后粉，所以他实际上对帝党人物是很有看法的。

这次强学会在北京热火朝天，杨崇伊也想凑凑热闹，但他一个御史也没有太多钱赞助，就想白嫖一下。不出意外，被人家拒绝了。新仇旧恨之下，杨崇伊上疏参劾强学会：“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

上峰的处理意见是，责令强学会改名”官书局“，从政治团体变成了出版机构，专门用以翻译、刊印外国书籍，强学会相当于仅存在了半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俩月之后，杨崇伊再上一本，这回参劾文廷式，说他：甲午主战、操纵言路、结交太监、朋比党援。如果说参强学会多少有点杨崇伊的个人恩怨在里面，这次对文廷式的动作则无疑是给李鸿章出气。

文廷式的下场咱们在开头就说过，太后新账旧账一起算，将其革职，驱逐出京。

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京城的牛刀小试及强学会的中道崩殂，与其说是“维新派被守旧派欺压“，倒不如说，他的经历就像一个刚进城发展的乡巴佬，不小心卷入了城里各大帮派的火并。炮火虽然猛烈，并且确实伤到了他，但这些炮火并非针对于他。

随着瓜分狂潮的狂飙猛进，国内的思想界也迎来了一场触及灵魂的风暴。

甲午败战，有识之士已经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但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危机居然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

十年内还名不见经传的德意志帝国，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就“租借”了山东的胶州湾，而对此朝廷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比较新奇的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凡是跟列强有纠纷，国内主流声音一定都是喊打喊杀，哪怕打不过，也是倒驴不倒架。

但这次，喊打喊杀的声音几乎没有，因为几年前甲午的惨败还历历在目，大家也都清楚，大清朝唯一能打的淮军，跟小日本比起来都不是对手，何况是跟欧洲人？况且就算淮军不争气，也在甲午战中拼光了，现在想找淮军第二都是痴心妄想。

此时弥漫全国的是一种绝望到窒息的氛围，仿佛风暴来临前的宁静。

人们终于开始重新审视自同治以来30多年的历史进程，结果就是“同光中兴”的最后一点脸面被摔得稀碎，人们终于认识到，先前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不过是大清朝自己逗自己玩儿的把戏。

光绪十五年进士，此时刚刚实授监察御史，后来的维新志士、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上书言道：

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

这些通过旧的方式选拔出的精英，都在认真思考旧体制中的弊病。

杨深秀和一些来自晋、陕的官员，在京组建了“关学会”，研究变法救国。

这种事怎么可能少得了康有为，他也在广东会馆组建了粤学会，并以此为基础，联合林旭的“闽学会”、杨锐、刘光第的“蜀学会”，共同组成了“保国会”，以变法为目标，开始了新的政治活动。

此时的思想风潮，已经从乙未年的“变法图强”变成了“救亡图存”。

如果说，乙未年那个中道崩殂的强学会，还算是懵懂期的康有为在各方面时机尚不成熟时的牛刀小试，那么在戊戌年横空出世的保国会，则是天时地利、水到渠成的结果。

尤其是，在胶澳、旅大等地惨遭列强侵吞的前提下，变法这两个字，就显得更加的正确与迫切。

并且这一次，康有为不想再依附于翁同龢，维新派几乎是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他康有为，自然是这个团体当仁不让的领袖。

在保国会的创建过程中，一个叫做李盛铎的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榜眼，此时任御史。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敏锐地感知到此时“变法”二字的分量，也是当时士林中最早响应康有为号召的，因此顺理成章成为了保国会的创始人之一。

可他同时又是徐桐的弟子，也是荣禄一直看重的人。

当徐桐得知他跟康党好得穿一条裤子时，怒不可遏，将其召来痛骂一顿，荣禄也请人带话，责备他不应跟康党过从甚密。

李盛铎不敢违逆大佬，差人将其在保国会成员中的名字拿掉，同时上书一封，弹劾保国会结党营私、妄议国事、包藏祸心。而他参与创建保国会的过程，则被他包装成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李盛铎这个“自劾”，引燃了新一轮针对康有为的攻讦，保国会能不能保国姑且不论，现在这架势，似乎他们连保全自己也做不到了。

原本如烈火烹油般的变法氛围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要知道，热心变法的本就是中下级京官，这些人一般年龄不大，职位不高，并没有多少政治前途可供挥霍。对于很多参与变法的人来说，一方面是处于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揣度上意，挑边站队，博个前程，这也是人之常情。故而看风使舵是他们的常态，也无需在道德层面过多谴责他们。

关键时刻，还是光绪皇帝站出来平息了争议。他称：“会为保国，岂不大善”。相当于直接给保国会定了性，故而保国会也得以保全，未被查封。

对于康有为来说，这种忽冷忽热的境遇也让他的心里七上八下。也就在这个时间段，翁同龢意识到康有为的想法和自己的期望相差太远，也开始有意疏远他。

不过对于康圣人来说，翁师傅是早晚要踢开的，既然你主动疏远我，那我正好借此机会跟清流划清界限——因为一条远比翁同龢更热心，更善于搞政治冒险的大腿已经纳入了他的视野。

这条大腿就是时任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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