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从“50元被卖”到“身家百亿”，为何选择急流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人们还在回味盛况空前，惊恐就向这片欢腾的土地袭来。一种名为三聚氰胺的化工原料被发现并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奶粉当中。这种毒奶粉危害巨大，嗷嗷待哺的婴儿开始出现尿血、肾结石，更有不幸的孩子因此而丧命。

民怨沸腾之下，追责很快有了结果。向奶源掺入三聚氰胺的人被处以极刑，涉事乳业三鹿集团在两个月内宣告破产。政F形象满是污点，监管体系信誉扫地，乳制品行业风声鹤唳，急速下行。

这场风暴当中，所有相关方都被千夫所指，危如累卵之下，却有一个人全身而退，他就是蒙牛乳业的牛根生。

在21世纪初，牛根生作为与柳传志、马云齐名的中国企业家榜样，其经历可谓传奇。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以五十元的价格卖掉，几次差点饿死街头，洗奶瓶出身，却做到了一人之下的国企大厂领导岗位。后因功高盖主被董事长扫地出门，在无厂房无奶源的条件下，居然凭空又打造出了一个乳业巨头蒙牛。

他的传奇也带着很多未解之谜。比如说，在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乳业危机当中，牛根生的表现耐人寻味，既有闪转腾挪的急促，又有长袖善舞的精彩。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五十一岁正当年时，他却选择卖掉亲手创建的商业帝国，远走加拿大。一向豪爽高调的牛根生，没有谢幕仪式，更没有告别感言。叱咤乳业几十年的传奇企业家，在人们的视野中就这么消失了。

但即使人不在江湖，江湖处处都有他的传说。从起航到隐退，牛根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做出过哪些关键抉择？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牛根生的商业人生。

牛根生1958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本不姓牛。命运在人生伊始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出生后的第二年，是中国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1959到1962年，据学者估算，全国非正常s亡人数在三千万人左右。

牛根生的亲生父母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让孩子们都有条活路，父母以五十元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户姓牛的人家，取名牛根生。

养父之前做过国民D的警长，养母是所谓的官太太。这个成分，在当时是不受待见的。走投无路之下，养父母以养牛送奶为营生。牛根生八岁时，养母去世；十六岁时，养父也没了。他从此彻底成为了孤儿。

没有家庭管教，处于青春期的牛根生成为了街头混混。但是养父母的影响，却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了出来。有点小钱的时候，他就会叫来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把它花了；有好玩的从不独占，主动拿出来分享。他还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因为他的仗义，总有朋友聚在身边。

豪爽的性格，源自于养母生前的一句话："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但是再豪爽也不能当饭吃。当时的牛根生什么手艺都没有，就会养牛。于是在1978年，二十岁的他正式顶班他养父，进入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成为了一名有正式单位的养牛工人。

1983年，大黑河牛奶厂并入了呼市回民区合作奶牛场，这个奶牛场正是伊利的前身。在伊利，牛根生遇到了与他一生恩怨纠缠的那个人——郑俊怀。

郑俊怀比牛根生大八岁，他们是前后脚到的奶牛场。当时郑俊怀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牛根生只是一个车间工人。在最初的日子里，牛根生从刷瓶组组长到工段长，再到车间主任，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每一步都离不开郑俊怀的提拔。牛根生也成为了郑厂长的得力干将。

当时，为了扭转厂里长期亏损的局面，郑俊怀搞起了承包制。牛根生积极响应，承包了厂里的加工车间，很快就扭亏为盈。郑俊怀非常高兴，把牛根生提拔为公司销售经理，还让牛根生把家搬到了厂里的宿舍。俩人同住一个单元的上下楼，聊天到深夜是常有的事。表面上是上下级，私下里是拍肩膀的兄弟。

1993年，三十五岁的牛根生被郑俊怀提拔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雪糕和冰淇淋的生产。其实早在1987年的时候，伊利就推出过雪糕产品。牛根生当时拿给儿子尝，儿子咬了一口就扔了，实在是太难吃了。自己儿子都不吃的东西，怎么好意思卖给别人？

经过了数年原料工艺和口感的改进，到了1996年，伊利推出了苦咖啡冰淇淋。这款苦中带甜、含有浓郁咖啡香味的冰淇淋，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它之所以能火遍全国，少不了牛根生的营销策划。

他在广告中让同事的儿子出镜，孩子初咬一口苦咖啡，眉头紧锁说"苦"，然后越吃越香，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话外音："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

牛根生采取all in的手法，只要是有广告时段，就要播这个苦咖啡的广告。这种病毒式传播，在当时的国内还是首创，立马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96年12月份，正值冬季，但是包头和呼和浩特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苦咖啡，愣是把淡季变成了旺季。

尝到了甜头的牛根生，马上让手下人带着两百万的广告费，直接杀向东北市场。在出征的誓师大会上，三方立下军令状：1997年1月份，市场覆盖率达不到70%，销售部长辞职；消费者看不到高密度的广告，广告部长辞职；而如果二者都做到了，市场还不火的话，那就是他牛根生辞职。

随后苦咖啡冰淇淋在黑龙江、吉林市场相继爆火。牛根生顺势把剩下的钱投到中央电视台，从而打响了伊利在全国的名头。事后这么一算账，苦咖啡的广告片制作花了五千元，广告投放费两百万元，但是在全国的销售额却达到了惊人的三个亿。

当时牛根生领导的雪糕部门，已经占到了伊利80%的营业额。他升为了公司副总裁，分了好几十万，成了伊利的大红人。牛根生把自己得到的奖励分给了下属，这消息传出来，员工们纷纷议论，谁都说他牛根生是个讲义气、有担当的领导，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时间，牛根生在伊利的声望高涨，人心向他靠拢。然而就在掌声背后，这一把手郑俊怀，却陷入了复杂的情绪当中。他看在眼里，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如今已经成为公司最受拥戴的人物了。牛根生越来越像一面旗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追随者，而他自个，仿佛正逐渐失去那种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要知道，郑俊怀接手这奶牛场的时候，只有两座破车间、一个小门市，资产不过四十万，是呼和浩特名声很差的单位。而他担任厂长之后，大刀阔斧地搞改革，不仅扭亏为盈了，还在1996年就运作伊利挂牌上市，当年的收入就达到了3.55亿。郑俊怀更是被人称作乳业教父。

加上1998年牛根生卖冰淇淋大赚三个亿，整个伊利都是蒸蒸日上的感觉。但这个时候，郑俊怀却犯了那个时代，或者说很多企业家的通病——控制欲。公司是他做大的，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

其实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我们就会发现，为了控制伊利，郑俊怀穷尽了心思。这里面，既有公心，也有私心。当年郑俊怀虽然是伊利的董事长，但伊利是一家股权分散的公司。所以自2002年12月起，郑俊怀就指使他人，以伊利公司投资购买国债为名，通过把购买的国债再抵押来回购伊利的法人股，进而达到自己完全控制伊利的目的。

可是郑俊怀在挪用公款期间，因国债交易市场波动，导致公司损失数千万元。2004年，他因为这个事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不过这是后话了。

1998年，牛根生大出风头的时候，郑俊怀明显感受到了被取代的风险。兄弟太能打，老大紧张了，后果很严重。

当时牛根生主管的雪糕业务，成为了伊利的营收支柱。但1997年，郑俊怀掀起了集团化的改革，明确批判产品单一，要求多元化经营。郑俊怀让牛根生做生产经营副总裁，分管的部门多达十五个，而各个部门的费用要层层审批，最后还要郑俊怀签字。流程总被签字环节给卡住，在这种情况下，牛根生很难顺利开展工作。而这，就是郑俊怀想要的效果：牛根生你有本事，却施展不开。

1998年5月份，牛根生积攒已久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当着郑俊怀的面就说这届领导班子干不了大事，这就相当于直接打老大的脸。郑俊怀在会议上直接要求牛根生辞职。不过在争吵之后，郑俊怀也觉得时机不是很成熟，就留下了话头，说集团可以安排牛根生去学习这样的软处理，可以保留体面。

这个时候，牛根生以为郑俊怀不会做得太绝，于是他就准备搞一个与企业产品无关的项目——开一个海鲜大排档，还召集了亲戚朋友、老部下及业务关系，以自愿入股的方式完成融资。

但是郑俊怀在公司会议上明确提出，既不准牛根生开大排档，也不准伊利公司投资给他，彻底断了他的退路。牛根生前期投入的一百四十七万，也这么打了水漂。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牛根生回忆，他曾态度诚恳地对郑俊怀说："咱们俩一起十多年了，你是我的老领导、老大哥。你现在有这个意思，那我给你一个辞职报告，你给我一个好的归宿，让我离开这个企业就行了。"

而郑俊怀则说："这是没有的事，哪能这样？"

结果是辞职辞职不放，工作工作不让，搞得牛根生进退两难。郑俊怀对牛根生的去留，坚持隐而不发，把问题就阴在那。这是牛根生最受不了的。

1998年4月和6月，牛根生两次提出辞职，都坚称是按照郑俊怀的意思，这自然是直接打脸郑董事长，于是两次都被郑俊怀拒绝了。

到了11月份，牛根生第三次辞职，当着伊利中高层的面，戳破了那层窗户纸，直言："我干得没毛病，我什么理由也没有，唯一的一点，我猜老总需要我这样做。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

而这时，郑俊怀站起来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三次辞职报告都是你自己拿出来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牛根生不走也不行了。董事会表决免去了他的副总裁职务，官方说法是"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

牛根生被撸之后，为了肃清他在伊利的影响，他的很多下属被免职、降职。牛根生自己，不仅没拿到当年的工资，就连脱产学习的那一万元也没给报销。

伊利的绝情，让牛根生和他的旧部心灰意冷。屈辱当中，他们开始私下接触，筹划出路。有人说，那一刻，牛根生心里已经种下了单干的种子，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证明：离开了伊利，他照样能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王国。

于是他们十来号人，凑了一百万的注册资金，在呼和浩特公园南路的一处破旧的宿舍楼里，偷偷租了一套五十三平米的民宅当做办公室。为什么要偷偷地租房？牛根生说，是为了防止伊利在生意上围追堵截。甚至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不是牛根生。

就这样，1999年1月，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就这么秘密地成立了。办公室里头，六张桌子，一个茶几，一条沙发，一张单人床。开会的时候，牛根生就坐在床上发言。

但是在当时，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只有十来号人。短时间内要自建奶源基地和工厂，对蒙牛来说确实不现实。咋办？牛根生又打起了营销这张牌，决定先建市场，后建工厂。他联系了曾经合作过的工厂，把生产外包，而蒙牛则全力推进销售。靠着这种模式，他们盘活了几亿元的资产，还接手了几家要破产的牛奶企业。

1999年2月，牛根生拿出一百万，这也是公司三分之一的老本，去豪赌了一把。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呼和浩特人民都知道蒙牛的存在。

当时呼和浩特市的路牌广告，有很多处于闲置的状态。于是他们就开始说服广告公司："你看你这牌子，长时间也没人上广告，这就是要荒下去了。如果我们蒙牛做上三个月，就会有人认识到你们这路牌的价值。我们用你的媒体，其实也是在为你做广告，你就收个本钱，以后绝对有人会继续买你的广告位的。"

这么一通忽悠下来，蒙牛还真就花小钱办了大事，购得了三百多块路牌广告。

1999年4月1号，一觉醒来，人们突然发现，所有主街道路两旁，冒出一溜的红色路牌广告，上面是大字："蒙牛乳业，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市民路过时，不禁一愣：这谁竟然高调宣称自己是第二？

在品牌尚未打响之初，蒙牛就主动把"第二"挂在牌子上，巧妙地碰瓷伊利，对标产品，抢占市场。伊利得知后，找人在一夜之间把广告牌给全砸了。本来是想打压蒙牛，结果没想到，这次被砸事件迅速成了社会的焦点，关于蒙牛的各种报道也是铺天盖地。

文章标题五花八门："谁砸了蒙牛的招牌？""砸牌莫如摊牌""蒙牛伊利谁将挺立潮头？"

牛根生敏锐地察觉到了把坏事变好的机会，便借助广告牌被砸事件，调整营销策略，宣布不再追究砸广告牌的幕后黑手，而是全力展示蒙牛的品牌。这个态度，就是宣布蒙牛正面对刚伊利了。内蒙两大乳业巨头的恩怨大戏，也就此开启。

在雪糕上，伊利有苦咖啡，牛根生就推出蒙牛转转；早餐奶领域，蒙牛打开了市场，伊利也跟着做；在酸奶这块，蒙牛首创果粒型，伊利则有果味型酸乳；饮料方面，伊利有优酸乳系列，蒙牛就弄了个酸酸乳系列，连名字都雷同。

产品上双方的竞争思路简单粗暴：你卖什么挣钱，我也卖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价格战一触即发，甚至出现了奶价不如水价高的奇观。

而面对体量大、家底厚的伊利，蒙牛制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应对策略：牛奶永远比伊利卖得贵一角钱，理由是品质好，自然卖得贵一些。这下蒙牛既应对了价格战，还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可谓是一箭双雕。

几年下来，蒙牛的发展速度如同坐上了火箭。2003年，先是成为了神舟五号中国航天员专用乳制品，后在央视2004年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上，以3.1亿元的巨额投入，力压伊利成为央视新标王。牛根生也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而正当蒙牛狂奔之时，2003年9月到2004年1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以蒙牛公司的名义，在各个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在全国几十个省会城市、近一百家报纸、约一百七十个网站，相继发出数百篇自毁长城的负面报道。

光看标题就触目惊心："蒙牛不会做牛疯子""蒙牛广告涉嫌欺诈""蒙牛现象皇帝的新装""蒙牛暗藏危机，战略缺失，核心能力不足"。

事情一出，蒙牛赶紧报案。内蒙古警方后来搜查了一家名叫"北京未晚国际品牌传播机构"的公司，逮捕了三个人。获取了他们电脑里的资料后，发现这幕后指使，又是伊利。

原来2003年9月份，郑俊怀就想着对付蒙牛，他拍着桌子放出狠话："我和牛根生已经走不到一起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蒙牛。"于是，这才有了伊利花费六百万抹黑蒙牛的案件。

而这件事，当时确实影响到了正在筹备上市的蒙牛，还因此受到了股东的质询。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蒙牛在抓到了实锤证据之后，又放了伊利一马，决定不提起诉讼。

牛根生公开强调了三点：一、内蒙古乳业品牌是个整体，伊利不必公开道歉；二、不要求赔偿；三、下不为例，永不再犯。

这是牛根生胸襟大度吗？也许吧。但是想必大家都看得懂的原因，是内蒙古自治区政F希望蒙牛和伊利能够共同存在，保证乳业双巨头的格局。

然而商业竞争就是你死我活，两家公司又怎能达成真正的和解？

2005年北京奥运会开启招商，重视营销策略的蒙牛和伊利都志在必得。正在紧要时刻，呼和浩特几十万奶农的抗议让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

当时奶农向政F反映，这蒙牛和伊利，在竞争中花钱太多，代价太大。而当时，乳制品的销售价格下降，奶农担心这两大巨头的竞争就把成本转嫁到了他们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呼和浩特市委市政F建议蒙牛和伊利一起退出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申请活动。2005年10月9日，两家就共同确认了这个关于退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申请活动的函，同时发给了北京奥组委。

但是之后一个月，伊利就在呼和浩特与北京奥组委签约，正式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乳制品赞助商。绕了一圈，牛根生还是被伊利狠狠地算计了一回。

与伊利的过招，互有输赢，但总归让蒙牛活了下来，而且还能跟伊利平起平坐了。可让牛根生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企业又迎来了大劫难。

2004年2月底，武汉市公安局截获了十六封发往各省市工商、消协、媒体的匿名信，内容惊悚：有人向蒙牛牛奶投了毒。

2月29日，蒙牛收到了署名王文娟的电邮，让蒙牛在3月1日中午之前把二十万存入指定银行，否则就会对五十家超市的蒙牛货物投毒。蒙牛立刻报案。

3月3日，蒙牛总部又接到了从长沙、北京、天津等地寄来的八封恐吓信。这次信的内容更恐怖，说本人在吸毒时染上艾滋病，如今面临困难，特向你公司借款二十万，请务必答应。如不答应，我将邀请我的难友，下剧毒到你公司产品内，并放入超市、工地、学校、公园等地方，并告知媒体。

开始牛根生和很多人都觉得，可能又是一桩不正当的竞争事件，对方只是制造混乱，不会真的投毒。但是到了3月4号，武汉市中百、华联等超市，真的发现了十六盒被做过手脚的蒙牛牛奶，其中有七盒被注射了有害物质甲醛。

这下事态立马升级了。安全起见，蒙牛将当地货架上的所有产品全部收回，换上了新的产品。

当时关于蒙牛乳制品投毒的传言已经满天飞。各地公安查办时发现，大部分的电子邮件和恐吓信件都是从深圳发出来的。于是，深圳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还制定了诱捕方案，让蒙牛向这个王文娟指定的那个账号存入人民币一万元。

这招引蛇出洞很快有了结果。有人分别在深圳六家银行柜员机中取走了九千八百元，而取款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深圳警方立即将该妇女的图像在电视、广播上进行通缉，鼓励市民提供线索。

万万没想到，这人还没抓着，蒙牛就再次收到了升级版的恐吓邮件，说蒙牛报警的后果很严重，他们要继续在内蒙古、北上广深等地进行三个月的投毒行动。

蒙牛这边，依旧按照警方的要求存入相应的钱款。这次设置了禁取指令，目的是让对方暴露又拿不到钱。然而这次更是激怒了对方。

3月22日，投毒者在邮件里直接说，他们已经把二十箱毒牛奶分别放在佛山、长沙、厦门三十个商场内，当日十六点前要解除禁取令，同时再在账上存入一万元，不然蒙牛就要彻底完蛋。

3月23日，广州、佛山市工商、公安、消防等部门及媒体也收到了投毒的匿名恐吓信。有关部门立即发出通知，停止销售蒙牛的所有产品。随后佛山市政F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张贴公告：不准喝蒙牛牛奶了，不准吃蒙牛雪糕了。一些地方的电视台则以字幕的形式，反复播发禁购禁食蒙牛产品的通知。

瞬间禁令波及到全省，退货电话打爆了蒙牛的总部。

3月25日，湖北省下发禁食蒙牛产品的紧急通知，所有商家货架上的牛奶全部收回。这下子，整个蒙牛陷入了恐吓的阴影当中，牛根生面对这无形的对手也开始慌了神。

事件对蒙牛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地方政F也产生了应激反应，通过发红头文件的方式，要求停止销售、消费蒙牛的产品。个别地区，还在电视、广播中播出禁用公告，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张贴禁用通知。一些地方小报的报道更为夸张，甚至说内蒙古出现了毒牛。

各种不利的消息传来，蒙牛的销量锐减。到这个时候，似乎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蒙牛产品被投毒的事件。牛根生为了拯救蒙牛，也是喊破了嗓子："单凭恐吓信，不应该禁售产品。"

2004年4月2日下午，一家名为飞镖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向深圳警方举报，反映他们的一个同事和电视上播的犯罪嫌疑人长得很像。专案民警通过侦查发现，被举报的女职员吕华，就是在柜员机中取款的那个人。

4月3日上午，吕华在深圳落网。警方从他的提包内搜出了一张银行卡，账户名正是王文娟。这张卡正是此前勒索电话中要求蒙牛转账的指定账户。

随后吕华交代，真正的主谋叫钱俊波，与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刘秀的人，两人此时正藏匿在武汉。警方随即展开追捕。

然而，当警方开始审讯吕华时，事情却出现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转折。吕华的供述让在场的警察和蒙牛高层都震惊了——这起看似简单的敲诈勒索案，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更让人不敢置信的是，吕华透露的真正幕后主谋，竟然是一个与牛根生有着深厚渊源的人。这个人的身份一旦曝光，将彻底震动整个商界......

4月9日，钱俊波与刘秀在武汉落网。案件侦破后，三人供述了作案动机。钱俊波称，之所以盯上蒙牛，是因为他名气大、发展快，一旦传出食品安全问题，企业往往会为了声誉选择私了。他计划通过在超市的蒙牛奶制品中注入酒精、甲醛等刺激性化学物，制造投毒恐慌，再打威胁电话要求支付二十万的封口费。他以为这样可以不用抢、不用偷，靠吓唬人就能挣到钱。

三人分工明确：一人采购药剂，一人注射实施，一人负责联络和转账，打算一次就赚一大笔。然而，他们低估了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警方的反应速度。

5月14日，三人因敲诈勒索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武汉市公安刑侦局正式逮捕。仅仅十天之后，此案就在襄樊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一审。最终钱俊波被判处死刑，刘秀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吕华因为是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被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蒙牛遭恐吓投毒事件，以杀一儆百作为终结。牛根生的心总算落地了，自己的企业马上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2003年，在"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下，蒙牛牛奶迅速走上了中国人民的餐桌。有趣的是，在改写中国牛奶市场的格局上，蒙牛和伊利这对老冤家，竟然走到了一起。

长期以来，中国的牛奶市场主要分为低温奶和常温奶两大类。在2000年以前，液态奶市场以低温奶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巴氏奶，占比一度高达80%。

所谓这个巴氏杀菌，就是指在72度加热15秒的工艺。我们小时候喝的玻璃瓶装的那种牛奶，就是这种低温奶的典型代表。这巴氏奶的优点，是能比较好地保留牛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保质期短，只能冷藏保存大约一周左右，因此更适合在本地销售。

当时低温奶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光明、三元和燕塘等本地乳企是这类产品的主力玩家。

相比于低温奶，常温奶的加工方式就不一样了。它是通过135度的超高温在两到四秒内瞬间杀菌，再用一种叫利乐包的无菌包装封起来。这样一来，保质期就能够撑到六个月以上，不用冷藏，存着方便，运起来也不怕折腾，特别适合中西部农村和三线城市这种下沉市场。

到了2000年前后，蒙牛和伊利率先引进了这种超高温的灭菌技术。两家一边上马新技术，一边疯狂砸广告，开始大力推广常温奶。从外面看，原本斗得你死我活的蒙牛和伊利，在这一波常温奶的战线上，居然站到了同一阵线。

结果原本占主导地位的低温奶企业逐渐就被边缘化了。2005年以后，原来低温奶和常温奶是8:2的市场格局，几年内就彻底反转成为了2:8。

不过，甭管这低温奶和常温奶怎么打来打去，有一条铁律是始终没变的：得奶源者得天下。

可问题来了，像蒙牛这样的乳业巨头，掌舵人牛根生本来就是靠营销起家的，他更擅长的是盘活市场、玩资本，而不是扎扎实实地去养牛。你想自建奶牛场成本高、周期长、回报还慢，投资回不来账，蒙牛压根就没什么兴趣。

所以他们主要靠的是从第三方奶站大量收奶。那个时候，中国的奶源基本上还是靠散养的农户，乳企自己能掌控的奶源比例极低，普遍连10%都不到，质量根本没法保障。

所谓第三方奶站，其实就是个中间商。他一边从农民手里头收牛奶，一边再转手倒卖给像蒙牛、伊利这样的乳业公司。你家餐桌上那杯牛奶，从源头到你嘴里，至少要绕三道弯：第一步，奶农把牛奶给挤出来，送去收奶站；第二步，奶站把散户的牛奶集中成大桶，统一收储；第三步，乳企再从奶站给拉走，回去杀菌加工包装，最后再通过超市卖给你。

这三方，看起来分工明确，其实都在算一笔账：那就是怎么多赚钱。乳企希望用尽可能低的价格收来品质好的奶，奶农想提高牛奶的质量产量，得靠好品种、好饲料、好设备，但是经常又被奶站压价，而奶站夹在中间，他也得挣钱。

在这种链条下，你说会出问题吗？掺水掺粉只是开始，最后酿成三聚氰胺这种全国性的丑闻，说白了是早晚的事。

在当时，有的奶站都已经白天黑夜不停地制作掺假牛奶了。南方周末的报道写到，老板指挥工人将自来水、蛋白粉、脂肪粉、VC、抗生素、双氧水、硝酸盐等物质放入洗衣机内搅拌，然后一起装入盛有鲜奶的奶罐中。没多久，乳企的收奶车就会把奶罐拉走。

奶农和奶站的常规手法是，先往牛奶里头兑水，但是这样牛奶太稀了，干物质不达标，怎么办？那就再兑入淀粉、糊精等。蛋白质不达标了怎么办？那就掺入尿素，提高氮含量，以通过蛋白质检测。有的则是加入三聚氰胺，这样更隐蔽，但是毒性更大。这么一顿混合，牛奶里有味道了怎么掩盖？加双氧水和漂白剂呗。

可以说为了几个造孽钱，无所不用其极。

南方周末还调查到，有的地方造假奶的收购价比干净奶每吨还要多出一百元。这是为什么？这背后，其实就是乳业灰色链条，多出来的收购费用，最后按比例进了奶农、奶站、本地乳企相关人员甚至官方检测站人员的兜里。

乳业安全失去底线，食品安全事件开始接连发生。

2004年，安徽阜阳爆发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毒奶粉"大头娃娃"。很多婴儿因为喝了劣质奶粉，严重营养不良，脑袋大身体小，一个个成了弱不禁风的小病号。

紧接着，市场上又出现了所谓的"早产奶"，说白了，就是这生产日期比实际装罐时间还早。甚至连老牌企业光明乳业都被曝出用已经变质的回炉奶重新加工，摇身一变又成了新鲜乳制品。

但是，这些丑闻虽然一个比一个恶心，但在当时，并没有真正撼动这个行业的根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疯狂逐利的年代，赚钱就是第一要义，哪怕是踩在婴儿的尸体上。就算眼前的问题被处理了，整个行业依然没有真正反省。无耻与贪婪种下的种子，也终于在几年后全面爆发。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但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恐惧正悄悄蔓延开来。

当时全国多个省份陆续报告婴儿出现肾结石的病例，医生们高度怀疑和奶粉有关，但一时间也没有直接证据。直到新西兰政F敲响了警钟，他们通报中国石家庄三鹿集团的问题奶粉可能含有一种叫三聚氰胺的化工原料。而三鹿的股东之一，正是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

这个消息，像是一颗炸弹，引爆了整个中国社会。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曝光。

2008年9月9号，甘肃省卫生厅接到了多起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肾结石的报告，部分患儿已经发展为肾功能不全。而这些患儿，均使用了三鹿18元左右价位的奶粉。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11月，全国因为吃了问题奶粉而出现泌尿系统异常的患儿多达29万例，筛查的婴幼儿人数超过2200万人次，其中住院的孩子就有5万多人。

但是更可怕的是，这并不是某一家企业的个案。在当时中国，一共有109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国家质检总局紧急检测了491个批次，结果发现，居然有22家企业的69个批次都检测出了三聚氰胺。

而蒙牛也在名单中。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蒙牛牌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样数28，不合格数3，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68.2毫克。

更讽刺的是，就连液态奶也没能幸免。国家一检测，就发现蒙牛生产的部分液态奶产品三聚氰胺也超标。

牛根生立马下令，所有未经检测的奶全部倒掉。为此，蒙牛总共倒了将近三万吨原奶，相当于是1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损失高达一亿元。随后更因为召回和退款，20亿元直接打了水漂。

根据时间线，三鹿集团从2008年初就陆续收到了婴儿喝奶粉出现尿红、结石现象的消息，5月份客服部门才书面反映了情况，6月份才开始寻找原因，7月份开会甚至还要公司保密不能影响业绩，8月又偷偷召回产品。到了9月11号，有媒体采访三鹿发言人，这位部长还在强调产品绝对没问题。

这中间，石家庄市政F和三鹿集团还想花钱堵嘴。如果不是新西兰通报了中国政F，这事很可能还要继续拖延下去。

三鹿的一系列行为，加上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乳企成为了过街老鼠。蒙牛，作为2007年中国乳业销量冠军，确确实实被检测出了三聚氰胺，处理不好，很容易就成为下一个三鹿。

据一份来自内蒙古的数据显示，三聚氰胺事件让蒙牛、伊利的订单减少了八成，日收奶量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

同时在资本市场，由于奶粉和液态奶中相继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2008年9月17日，蒙牛乳业在港交所停牌。六天后复牌，当日暴跌60.25%。牛根生等高管持股市值单日缩水就达到49.4亿港元。到了10月31日，股价已经从年内最高的34港元跌到了7块5。

而另外一边，国际投行一致唱空，就连蒙牛的股东摩根大通都把净资产估值给到了3.8港元的目标价。

对牛根生来说，蒙牛在资本市场的疲弱走势很可能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被外资收购控制。

当时蒙牛乳业的股权结构中，牛根生控制的金牛、银牛公司共占有21.98%，牛根生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4.5%，加在一块是26.48%。如果外资趁机抄底，那牛根生很可能会失去话语权，连自己的牛都不姓牛了。

那这个可能性大吗？我们来看看几个关键玩家的数据：当时瑞银持有12.23%，摩根大通持有5.77%，澳邦银行5.8%，花旗4.89%。真想要快速拿下蒙牛，得这么几家机构联合行动，统一配合，才能在控制权上动真格的。

说实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牛根生可不敢冒这个险。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蒙牛就像他的孩子一样，现在随时可能落入别人手里，他淡定不了一点。

于是牛根生一再对媒体释放蒙牛面临外资恶意收购的消息，甚至写了一封万字长信《中国乳业的罪与罚——致中国企业家俱乐B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高举民族企业大旗，呼吁众企业出手援助蒙牛渡过难关。

更有媒体披露，当时牛根生在与各位企业家聚会的饭局上，是声泪俱下，把蒙牛危在旦夕的内幕一股脑地道了出来，让在场的兄弟们都听蒙了。牛根生提到，如果被收购，宁愿白送给兄弟，也不愿卖给外资。

听上去，他这番操作充满了悲情，像是守护民族乳业的最后的孤胆英雄。但是，这波情绪的释放却又来得如此猛烈，对外放风，对内求援，饭局落泪，公开喊话，有人就开始琢磨，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

据说老牛这波哀求苦告，也让企业家圈子都动了真情。柳传志连夜召集董事会，48小时之内就把两亿现金打到了老牛投资的账户里；俞敏洪也火速送去了五千万；连傅成玉都亲自打电话说，中海油那边已经备好了2.5个亿，老牛你只管拿，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取。

看起来，一场民族乳业保卫战在牛根生的一封信、几场饭局之后，立刻拉开了帷幕。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牛根生为什么突然这么紧张，又为什么这么缺钱？

真相可能就藏在他自己手里那4.5%的蒙牛股份里。

很多人不知道，牛根生曾经高调宣布成立老牛基金会，把自己从中国蒙牛和内蒙蒙牛获得的现金红利拿出49%捐给基金会，而且还郑重承诺，一旦他离开了蒙牛或者是去世，他持有的所有股份都将无偿捐出，包括那4.5%的个人股份。

但现实很可能比承诺复杂得多。根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牛根生为了给基金会注资，早就把那4.5%的股份，也就是他最后的护城河，抵押给了摩根斯坦利。而且有业内传言说，这份协议里很可能还包含了对赌条款，比如说如果股价跌破多少，牛根生就得补差价，甚至有可能连其他关联公司的股份也一并抵押了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蒙牛的股价像过山车一样狂跌，牛根生押出去的股份一夜之间缩水严重，抵押机构摩根斯坦利也面临巨大的损失。而他们为了止损，很可能想把这批股份高价甩卖给市场上任何一个愿意接盘甚至想控制蒙牛的人。

那牛根生这时候就急了，因为一旦这些股份被外资收走，自己就彻底失去了蒙牛的控制权。而这个时候，牛根生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赎回抵押。一场苦情借钱的大戏，这才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时有人感动，有人冷眼旁观，甚至有人说，这哪是什么守护民族乳业，分明是鳄鱼的眼泪。

即便是撑过三聚氰胺事件的蒙牛，最终也是元气大伤。仅2008年就亏损超过九亿元，2009年业绩也没有什么起色。而当年的八九月份，是蒙牛股东股份解禁的时间，这个中国乳业巨头将再次面临被外资控制的局面。

牛根生想要让蒙牛度过难关，就需要钱。而专家分析，当年对经销商、原材料、包装等方面各种补偿花费，再加之树立新形象所需要的大笔广告宣传费用，蒙牛的资金缺口高达20到30个亿。

牛根生的能量再大，也无法继续掌舵蒙牛了。

当年7月，中粮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币收购蒙牛公司20%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而这背后，其实就是牛根生与政F的默契交易。政F借中粮之手入驻蒙牛，事关亿万人的奶制品安全，从此进一步被国家监管控制。

中粮入主蒙牛的那一年，牛根生才五十一岁。出人意料的是，在退去蒙牛掌门人几年后，他没有选择再出山，而是筹划出国。

当然了，牛根生不是逃亡。他和加拿大发生联系，是通过一个组织——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这协会的会长是一个叫张斌的人，他常年和大人物打交道，不仅与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会面，还和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和比尔·盖茨等沟通交流。

当年中加两国关系还是比较好的，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张斌就想把文化交流业务开展到加拿大。他和牛根生一起，以白求恩的名义，在多伦多大学设立了一个80万元的基金，还想在大学里树立一座毛泽东像。结果多大把钱收了，但是拒绝了牛根生的提议。

2016年，牛根生和张斌又捐赠20万加元给特鲁多基金会，向蒙特利尔大学捐赠80万加元，还准备和特鲁多基金会商量成立"张斌牛根生特鲁多教育基金"。

到后来，事情就有点复杂了。加拿大媒体报道说，情报机构在2014年截获了张斌和一位中国领事馆商务参赞之间的对话。这位官员指示张斌向特鲁多基金会捐赠一百万加元，随后会全额补偿他，目的就是影响当时刚刚当选自由党党魁的小特鲁多。

根据老牛基金会的网站，2016年10月，中国企业家俱乐B访问加拿大，牛根生在魁北克米奇湖的威尔逊之家会见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资料和媒体报道显示，2017年开始，牛根生全家长期定居加拿大。当捐款事件被爆出时，蒙特利尔大学回应说，牛根生与张斌的80万捐款，实际只付了55万。

看起来，牛根生的营销本色还是没有褪去。到了加拿大，依然希望能够呼风唤雨。不过英雄不敌岁月，目前牛根生居住在温哥华。

老牛貌似跟一些退了休的人一样，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却仍不忘往日的辉煌，仍追求老有所为。只是我们看他的言行，已经很有隔膜感。或许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风起云涌的那个时代了。

尽管还无法盖棺定论，但牛根生注定已经成为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巨变中一个无法抹去的时代注脚。凭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他用自己的智慧胆识奋斗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同时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牛根生也与那个时代许多的成功人士一样，或勇猛或鲁莽地在中国经济大潮和灰色空间中穿梭游走，有志得意满，也有步步惊心。无论怎样，算是可以平安落地了，有机会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