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左右为难

1959年庐山会

周总理的困境

于继增

1959年的庐山之会，原定宗旨在于抵制“左”倾思想，旨在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纠正。然而，彭德怀的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却让会议的方向发生了急剧转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身为政治风云的中心人物，他既要顺应毛泽东的旨意开展反右斗争，又要坚守客观规律，力求务实；既要设法消除“大跃进”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又要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种种矛盾交织，形成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困境。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周恩来既行事谨慎，又勇于担当，力图将国民经济引导回健康发展的正轨。

翻滚的乱云在庐山上空穿梭，目睹了这一幕悲壮而坚韧的景象。

周恩来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庐山的土地，在会议期间，他把握时机，全力以赴地纠正偏差，倡导务实精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的领导人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忧虑，而毛泽东也开始对“大跃进”过程中显现的问题有所察觉，并着手进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与周恩来、李富春达成共识，指出“大跃进”运动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有计划发展关注不足。毛泽东强调：“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然而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论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还是各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轻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联系，都未曾得到妥善的考虑……世人若不亲身经历挫折，缺乏实践经验，往往难以灵活应对。”实际上，毛泽东也在遭遇挫折后才得以转变思路。为了推动这一转变，并深入剖析“大跃进”运动以来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核心成员一同前往他一直向往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由此提出。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驶往九江的航程中，对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议题进行了明确，共确定了包括读书、形势分析、工作任务、体制改革、食堂管理等在内的19项议题。在此之前，他与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电话沟通，双方均认为时下人们情绪亢奋，亟需平心静气地研读一些书籍。毛泽东在通话中强调，此次会议不宜过于紧张，应适当关注休息。同时，他向周恩来透露了会议讨论的重点，并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增补了“国际问题”这一议题。这19个议题均旨在总结经验与教训。

6月28日，周恩来抵达武昌，紧接着乘坐客轮前往九江。7月1日，他登上了庐山之巅。

周恩来对庐山会议的参与，怀揣着满腔希望与激动。在此之前，由于他在大跃进期间提出反对冒进的提议，屡遭毛泽东的公开严词指责，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宜继续担任总理的疑问。从大跃进初期开始，周恩来便在极度的苦闷与矛盾中挣扎。在他萌生辞去总理职位的念头一年之后，局势发生了转机，毛泽东主动提议在庐山实施“降温”措施，反对“左”倾错误，这份喜悦之情怎能不溢于言表！

回顾他参与庐山会议时的所感所想，他曾如此述说：“在那段时光，我们紧扣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成效，历经一年的奋进，大家无不忙碌。我们齐聚庐山，旨在总结经验，同时主席也提到，此行亦带有休整之意。当年的大跃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许多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其中不少已圆满解决，尚存的也在持续解决之中。在认识上，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意念，我们踏上了庐山的征程。”

“在启程前往庐山之前，总理曾邀请我们会议结束后到他家做客……然而，会议落幕之后，这个提议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

庐山云雾缭绕，神秘。

7月1日，毛泽东踏上庐山之巅，随即挥洒豪情，赋诗一首：“一山独立于大江之畔，层层绿意环绕四百转。冷眼审视世界风云，热风携雨洒满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期间，他下榻于蒋介石与宋美龄曾寓居的“美庐”别墅。踏入屋内，他风趣地喊道：“蒋委员长，我来了！”言辞间流露出愉悦之情。面对前来探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同仁，他热情地邀请道：“来吧，进屋详谈。大家把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一一道来。本次中央扩大会议的重点是纠正‘左’倾错误，大家无需畏惧右倾。”

7月2日，会议的首日，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在于抵制‘左’倾思想，反对盲目的指挥，以及摒弃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之一，便是未能有效实现综合平衡，而这恰恰是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所在。”

依照毛泽东确立的方针，会议于7月3日拉开序幕，划分为六个大区进行分组讨论。与会者围绕形势与任务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各抒己见，其中不乏对“大跃进”期间问题的尖锐批评，但整体氛围保持和谐。白天投身于学习和讨论，夜晚则享受戏剧、舞蹈或电影带来的休闲时光。正如薄一波所描述，“会议的氛围轻松愉悦，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总理周恩来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纠偏务实。然而，在处理某些“度”的问题上，他却难以拿捏分寸，因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面对这一困境，他该如何是好呢？

“自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出现了一些失调现象，这些问题同样严重，忽视它们同样存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和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印发给了政治局到会人员。信中反映的是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呼吁“中央该管一管了，大跃进该刹一刹了”。这封信为庐山反“左”开了个好头。

“问题的关键在于计划指标设定过高，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衡。今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应在确保指标落实后，合理安排，力求完成计划目标。”7月16日，在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他表示：“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寻找新的平衡点，避免右倾，摒弃机会主义。‘大跃进’的速度并非每年都保持同样高位，但从五年平均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钢产量为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5%。存在的问题是，问题一个接一个被发现。”

“我们现已察觉此问题，便应立即着手解决，若此刻仍不采取行动，那便成了我们的失职。”

周恩来随即提出了包括算账、收权、归口在内的五项解决方案，并委派李先念、习仲勋等同志负责具体实施。他善于触类旁通，由财政部门反馈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对工业、基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总结性发言中，他指出：“大约半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综合平衡方面的工作成效不佳，发现的问题远超我们的预期。今天，我想提出一点个人看法，那就是我们尚未做好规划，无论是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还是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个规划，正如主席所说，就是综合平衡。旧的平衡已被打破，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逐步建立新的平衡，一旦放松，就会产生失调现象。”谈及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明确表示：“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砍掉，不必担心触犯他人。”

会议依照既定议程进行，不仅统一了思想，更实施了有力的措施，旨在解决自“大跃进”以来累积的一系列实际问题。谭震林在会议期间对这几天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将经济的关键问题一一梳理清楚，这本身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半。这几天的清算工作至关重要，益处良多。总理再次强调这一问题，实属必要。”

在当前阶段的会议讨论中，普遍呈现出对反“左”纠偏的强烈诉求。然而，也有不同的观点涌现。部分人提出，不能将“大跃进”对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的破坏视为定论，那种主张指标越低越能得以实施的看法，实则不过是保守思想的掩饰。更有甚者，对周恩来直接发出指责，认为落实指标即等同于泄气，是传播悲观情绪的行为。

“我希望大家区分‘落实’与‘泄气’两个概念，不要因为数字略有下降就认为是在泄气……仅凭干劲是无法取得显著成效的，干劲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

周恩来面对“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坚定地承受压力，一边进行自我检讨，一边专心致志地推进自己的工作。他始终秉持一个信念，那就是确保各项指标能够真正落实，至于个人的得失，他并不介意。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不直接反驳那些针对个人的指责，也不对“大跃进”的利弊进行正面评价，不深陷于思想和理论的争议，也不触及一些敏感话题；相反，他利用基层和各部门反馈的事实，揭示“大跃进”所引发的虚高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衡等严重后果，并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进行调整和补救。这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理问题原则与技巧。

“彭总在信件和言辞中确实存在不当之处。”胡乔木也表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那样的态度提出意见，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如果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流，而非赌气，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成就辉煌，问题存在，未来充满希望。”

周恩来起初对彭德怀所写的那封信表示了赞同与支持。面对外界的纷纷议论，他淡淡回应：“这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后续的会议进展顺利，不仅对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还深入剖析了由“大跃进”引发的诸多问题，并迅速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但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神仙会”竟因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件而瞬间改变了原有的进程。

遵照毛泽东于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部署，庐山会议预定于7月15日落幕。至14日，会议已正式印发由胡乔木等人草拟的《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纪录（草案）》，涉及12个议题，待最终审议。然而，就在当日的黄昏时分，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一封来信。

“自大跃进以来，诸多严重问题浮现，却鲜有人发声。”他本欲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却又担忧言辞不当引发误解，于是转而考虑写信。信中，他主要概述了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直接提出的问题，以摘要的形式呈给主席。这些问题关涉到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等具体政策，亦涉及部分干部的工作方法。他直言：“我对那些‘左’倾现象深感忧虑。因此，我在七月十四日致主席的信中，旨在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摘自《彭德怀自述》）

此封长篇书信详尽地表达了他对“大跃进”运动的见解，既肯定了取得的显著成果，又明确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恳请中央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他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定能克服重重困难，对“辉煌的成就与光明的未来”满怀信心。

“我已经为彭德怀同志14日的来信定下了标题，并指示要‘印发各同志参考’。我想请大家对此信的性质进行一番评议。”

王任重回忆道，曾与毛主席一同游泳，当时向主席提及已阅读彭的信件，并指出彭同志似乎持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毛主席回应道，身为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主席写信乃是常规之举。若持有不同意见，自当进行充分讨论。

胡乔木等人的回忆揭示，这并非毛泽东的全部考量。他有意对大跃进进行“降温”，并已开始采取局部调整措施，然而他不愿让人们对形势持悲观态度。他深知缺点与错误不可避免，但那些持反对立场者若以此攻击总路线，实则将总路线引向歧途。经过深思熟虑，他认定彭德怀的信件意图是将方向逆转，即从“左”转向“右”。如此一来，自然被视为“右倾”思想。

在发布彭德怀同志信件的那几日，各讨论小组中便有人对其内容表达了质疑之声；然而，相当多的人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领导，他们在讨论中纷纷发言表示：“彭老总致主席的信，其核心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我表示赞同。”

周恩来未被告知毛泽东的真实立场。他对彭德怀信件中所引用的事实和看法持认同态度，未预见到这封信会引发如此剧烈的政治动荡。李锐回忆说：“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的晚上，我跳舞时坐在周恩来身旁，便有意询问他对彭总信件的看法。周恩来回答说：‘那并无不妥。’其意即这是常见的情形。”周恩来秘书李岩也在不同场合证实了周恩来曾说过“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某些真实情况”的话语。

7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并就“大跃进”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继去年大跃进之后，我国面临了一些紧张的局面。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主观努力上存在不足，综合平衡工作有待加强。当前，我们必须确保各项指标的落实。落实指标并非意味着气馁，而是要明确我们能够实现多大的跃进。这个问题亟需得到解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跃进持怀疑态度。”

7月17日清晨，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信件副本。看到“意见书”这一标题，他心中不禁一震。原本是给毛主席“亲启”仅供参考的私人信件，怎么变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这让他感到困惑。他声明“信是匆忙所写，未能充分表达意图”，并请求撤回该信，但已发送至各讨论组的信件无法收回。在将信件送至毛泽东之前，他曾两次前往“美庐”寻求面谈，但均因毛泽东休息而未能如愿。

庐山表面依旧静谧无声，然而，彭德怀内心却泛起了一丝不安的波澜。

直至7月23日毛泽东对那封信作出定性发言之前，周恩来对问题的严重性尚缺乏充分认识。在那天下午与国务院副总理的座谈会中，谈及那封信时，他对彭德怀表示：“主席认为信的内容总体上是好的，只是方向有所偏差。当然，他没有点明具体人。但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什么大问题。你并未像先前那样反对冒进，只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倾向。你只需暂停并认识到这一点即可。这样的批评也颇为有益。”

周恩来认同那封信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根据他本人所了解和感知的实际情况，问题远比彭总所反映的要严重得多。然而，“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起的，他尚不能对彭德怀作出过于直接的批评。这恰恰映射出他内心的“两难”境地。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对彭德怀所写信件持有异议，然而他仍让政治局常委深入探讨“此信的实质”，并抱持着不会引发重大纠纷的乐观态度。这无疑是他的美好愿景。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示出严重的关注。

周恩来对彭德怀所写信件表示赞同，然而在会议中，他却不得不心有抵触地对他进行了批评。

庐山的宁静在这一日被无情撕破。彭德怀的信件，成为了触发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59年7月23日，上午8点20分，毛泽东步入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出席了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主席台上落座后，他的目光扫过会场，落在了坐在后排末座的彭德怀身上。

他落座后立刻发言：“你们已经说了许多，能否让我也发表一下看法，哪怕一个小时？我已经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却仍然无法入睡，只想借此机会说几句。”这种讲话风格是毛泽东独有的。

“他们身上带有一定的小资产阶级热情，但这种情绪并不浓烈。若将其归类为小资产阶级狂热，似乎过于简化。他们确实表现出了狂热的一面，这不过是对更多、更快实现的渴望……河南人和河北人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实现了罗斯福所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并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种高涨的热情，我们该如何评价？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

在阐述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以及高饶等人的“四条路线”之后，他继续说道：“当前，我们又面临一条新的路线。形势动荡，如同扭秧歌般不稳，如今更显现出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与悲观情绪。他们虽非右派，却自觉地将自己推向了右派的边缘，与右派之间仅隔30公里的距离，这无疑极具危险性。”

“在此紧迫关头，我恳切地告诫同仁们，务必保持坚定。我注意到，确实有部分同志表现出动摇之态。尽管他们口头上承认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正确性，但在具体分析时，却往往倾向于特定的思想立场，对某一方面的论述更为偏重。这类同志可归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之列，其中不乏动摇不定者。他们在面临关键时刻时，往往缺乏足够的坚定性，难以在历史的汹涌浪潮中稳住阵脚。”

显而易见，提及的“第二种人”并非仅指彭德怀一人。察觉此言，周恩来在场即刻神色紧张。他敏锐地感受到毛泽东话语中的深意：

“我提醒诸位同志，在讲话的导向问题上务必保持警惕。就内容而言，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个别部分尚显不妥。欲使他人坚定，自身首先须坚定；欲使他人不摇摆，自身亦需坚定不移。这无疑是一记深刻的教训。在我看来，这些同志并非属于右翼，而是站在中间立场，亦非左翼。我所说的‘方向’，是因为有些同志在遭遇挫折后，身心俱疲，忧虑重重，难以立足；他们在动摇中选择了中立。至于他们究竟更偏向左或右，还需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