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毅然回大陆，多位元帅未曾探访，却专程拜见一位开国大将，深层隐情耐人探寻

参考来源：《张云逸传》《李宗仁回忆录》《百色起义史料汇编》《新四军战史》及相关历史档案声明：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5年7月20日清晨，北京首都机场。

天刚蒙蒙亮，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接机任务——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公安部门就对机场进行了严密的安保检查，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机场候机楼的贵宾室里，工作人员紧张地做着最后的准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既有迎接重要客人的喜悦，又有某种难以名状的紧张。

上午九时许，欢迎队伍开始陆续抵达。第一辆车停下时，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

随后，彭真、贺龙、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达。紧接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国民党起义将领、当年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陆续到场。

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不高，略显消瘦，但站姿笔挺，目光深邃。他就是73岁的开国大将张云逸。

张云逸站在队伍中间偏后的位置，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上午十时整，天空中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一架从巴基斯坦卡拉奇飞来的专机划破长空，在跑道上平稳着陆。

机舱门缓缓打开。

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老人出现在舱门口。他略显消瘦，满头白发在晨光中格外显眼。

他扶着机舱门框，站在那里，目光扫视着停机坪，扫视着那些等待他的人群。

他就是李宗仁，曾经的国民政府代总统。这位78岁的老人，在海外漂泊了整整十六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

李宗仁扶着扶手，开始缓缓走下舷梯。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稳。夫人郭德洁搀扶着他的手臂，秘书程思远紧随其后。

李宗仁停下脚步，向欢迎的人群微微鞠躬致意。他的目光开始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他看到了周恩来，看到了彭真，看到了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突然，他的目光定格了。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的瞬间，李宗仁的脚步明显顿了一下，呼吸也停滞了片刻。

那个人是张云逸。

从1929年百色起义算起，已经三十六年了。

这三十六年间，两个人经历了太多——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谊、兵戎相见的战场厮杀、国破家亡的民族苦难、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

而现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再次相遇了。

这短暂的对视，也就三四秒钟，却仿佛过了很久。

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打破了这凝固的气氛。他走到李宗仁面前，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李宗仁的手。

总理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声音温暖而有力："德邻先生，欢迎回家！"

在周总理的引领下，李宗仁与其他欢迎人员一一握手。当他走到张云逸面前时，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这一握，也持续了好几秒。

没有言语，只有那双手的紧握。李宗仁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随后，欢迎队伍簇拥着李宗仁走进候机大厅。在贵宾室里，李宗仁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

他说自己垂垂老矣，对个人政治已无所追求，只愿意以民族的一份子，为祖国革命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

欢迎仪式结束后，李宗仁被安排进了准备好的轿车。当车队缓缓驶离机场时，他透过车窗回望。

他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说清楚。有些账，必须要算清楚。

【一】同盟会里的革命青年

要说李宗仁和张云逸的渊源，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清朝已经日薄西山，整个国家都在寻找出路。

1908年，广州。这座南方的大城市，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革命思想传播的中心。

在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校园里，一个身材矮小但目光坚定的16岁少年，正在操场上刻苦训练。

他叫张运镒，来自广东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有二十亩薄田，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点土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孩子，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志向。他听说广州有军校招生，就独自一人走了几百里路，来到广州参加考试。

凭着聪明的头脑和刻苦的努力，他竟然考上了广东陆军小学堂。

在军校里，张运镒如饥似渴地学习。他不仅学习军事技能，更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那个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正在暗中发展力量，准备推翻清朝统治。许多进步青年都加入了同盟会，张运镒也是其中之一。

1909年，17岁的张运镒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宣誓要为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而奋斗终身。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张云逸，取"云程发轫，逸群之才"之意。

就在张云逸进入陆军小学堂的第二年，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堂也迎来了一批新生。

其中有一个来自桂林的年轻人，家境同样贫寒，但同样志向远大。他叫李宗仁。李宗仁的家在桂林郊外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收入微薄。

李宗仁从小就聪明好学，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当他听说有军校招生时，也毅然决然地去报考，并且成功考上了广西陆军小学堂。

两个年轻人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

他们都在军校里接受严格训练，学习近代军事理论。他们都接触到了革命思想，都加入了同盟会，都立志要改变中国的命运。

1911年4月27日，这一天注定要载入史册。广州城内枪声大作，黄兴率领一百多名同盟会成员发动起义，目标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

19岁的张云逸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起义军集结地点。他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最危险的任务。

黄兴看这个少年虽然身材矮小，但目光坚定，就任命他为起义军炸弹队队长。

那天下午两点多，起义军兵分多路，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张云逸带着炸弹队冲在最前面。他身背一个装满手榴弹的布袋，腰间还挂着两颗大炸弹。

冲锋时，他不断地从布袋里掏出手榴弹，拉开引信，朝敌人的阵地扔去。炸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落在清军的阵地上，爆炸声震耳欲聋。

硝烟弥漫中，张云逸带着炸弹队一路冲杀，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开了缺口。

可是，起义军终究寡不敌众。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人数越来越多。到了傍晚，起义军的弹药消耗殆尽，被迫撤退。

张云逸和几个战友在撤退时被清军围困，退入一座民宅。那一夜，外面的搜捕声、枪声、喊杀声不绝于耳。

他们躲在民宅里，知道第二天恐怕就是生死之期了。

第二天清晨，身材矮小、相貌憨厚的张云逸自告奋勇，提着个竹篮子装作要出去买菜，实际上是想探查突围的机会。

他走在街上，清军士兵从身边呼啸而过，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张云逸兜了一圈，想寻找突围的机会，但发现到处都是清军，根本无法突围。

当他返回时，却看到那座民宅已经被清军攻破，战友们全部牺牲，尸体横陈在门前的街道上。

后来，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殓了烈士的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张云逸因为"买菜"逃过一劫。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几个月后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仅仅一个多月，清朝这个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二】北伐战场的并肩作战

时间一晃到了1926年。这一年的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目标是消灭盘踞北方的军阀，统一中国。

此时的张云逸已经34岁，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少将参谋长。第四军被称为"铁军"，战斗力在北伐军中首屈一指。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在东征和北伐中屡建奇功。而李宗仁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率领桂军加入北伐。

桂军素以善战著称，李宗仁本人也是军事天才，指挥能力出众。

北伐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第四军和第七军虽然不是同一支部队，但经常协同作战，配合默契。

1926年8月，北伐军在湖南攸县遭遇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敌军占据有利地形，火力凶猛，北伐军一时难以突破。

关键时刻，张云逸率领第二十五师从侧翼发起进攻，打乱了敌军的部署。李宗仁的第七军趁机从正面突击，一举击溃了敌军。

这次战斗后，两军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军官们在庆功宴上互相敬酒，畅谈理想抱负。

张云逸和李宗仁虽然只是匆匆见过几面，但都对对方的军事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这座长江边的重镇，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就在这座城市里，34岁的张云逸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那是一个秋夜，张云逸在武汉的住处接待了几位访客。他们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那一夜，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国家的前途谈到人民的疾苦，从革命的理想谈到个人的追求。

张云逸坐在窗前，思绪万千。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军官，薪俸丰厚，前途光明。如果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他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随时可能丢掉这一切，甚至丢掉性命。

但他还是决定入党了。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劳苦大众，那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那些在黄花岗牺牲的战友，他们的面孔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代表穷人的利益，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就这样，张云逸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中，以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上海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武装人员，他们冲进工人纠察队的驻地，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消息传到武汉，张云逸震惊了。他万万没想到，昨天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就变成了举刀相向的敌人。

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张云逸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

他更加小心谨慎，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将来的武装斗争积蓄力量。

而李宗仁，虽然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颇为不满，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反共这件事上，他还是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在他看来，共产党要搞土地革命，要打倒地主，这触犯了他们这些军阀的根本利益。曾经并肩作战的两个人，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三】广西风云与百色起义

1929年3月，广西上空乌云密布。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史称"蒋桂战争"。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激烈。

桂系军队虽然善战，但在蒋介石的多路围攻下，还是节节败退。

短短两个月，战争就以桂系的失败告终。李宗仁、白崇禧被迫下野，新桂系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战后，蒋介石为了控制广西，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

俞作柏和李明瑞虽然名义上是蒋介石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对蒋的独裁统治极为不满。俞、李两人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人，与共产党有过合作。

他们知道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有多强。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对抗蒋介石的考虑，他们主动向共产党示好，希望得到支持。

党中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1929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天，25岁的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派，化名邓斌，离开上海，秘密前往广西。

他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实际任务是做俞、李的统战工作，同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与此同时，张云逸也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他从上海秘密前往广西，被任命为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

张云逸到达南宁后，立即展开工作。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名义上是俞、李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掌握。

张云逸利用自己在旧军队中的影响和威望，在部队中大力发展党员。

那段时间，张云逸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白天，他以副总队长的身份主持部队训练，检查军容军纪。

晚上，他就秘密约见那些政治上可靠、思想上进步的军官，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他们入党。

短短两个月，张云逸就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著名的开国上将李天佑，就是在这个时候由张云逸介绍入党的。

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旧军队逐步改造成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1929年9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

可是，就在广西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意外发生了。10月初的一天，俞作柏突然宣布出兵广东，要攻打盘踞在那里的军阀陈济棠。

这个决定太仓促了，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等人劝阻，但俞作柏一意孤行。结果可想而知。

俞、李的部下早就被蒋介石收买，临阵倒戈。俞作柏大败而归，狼狈逃往香港。李明瑞退守龙州，南宁的局势岌岌可危。

蒋介石的部队随时可能开进南宁，共产党好不容易在广西建立起来的革命力量，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当机立断。他们决定：立即转移！

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南宁城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转移。

这次转移组织得极为周密。张云逸亲自安排了警戒，确保不走漏消息。部队分批登船，悄悄离开南宁码头。

邓小平率领党组织和警卫部队先行出发，张云逸则带领教导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千人的武装和大量装备，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从南宁运到了右江。

10月22日，这支队伍到达百色。百色是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右江河谷的平坦地带，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革命基础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觉悟高，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权。邓小平则抓紧整顿部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他要求每个连队都必须建立党支部，真正做到"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还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让战士们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与此同时，张云逸还组织部队打击地方豪绅的反动武装，消除起义的障碍。10月28日，邓小平亲自指挥了"恩隆暴动"，一举消灭了企图阻止起义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

11月初的一天，龚饮冰从上海风尘仆仆地赶回百色。

他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批准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陈豪人为常委。

一切准备就绪。起义的日期定在了12月11日——这一天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

12月11日清晨，百色城内开始热闹起来。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工农兵大联合！"家家户户悬挂起红旗或五色纸旗，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

上午十时，东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数千名工人、农民、士兵和市民聚集在这里，等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会议由龚鹤村主持。当陈豪人代表前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时，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在空中猎猎飘扬。

张云逸被任命为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红七军第一、二、三纵队队长。

军部设在百色粤东会馆，前委和政治部设在清风楼。同日下午，在恩隆县平马镇的广场上，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隆重举行，雷经天当选为主席。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印章郑重地授予雷经天。

百色起义成功了！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重大武装起义。在祖国西南边陲，一面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

消息很快传开了。当这个消息传到几百公里外时，正在政治斗争中焦头烂额的李宗仁听到后，勃然大怒。

广西是他李宗仁的地盘！是桂系的根基所在！共产党居然在他眼皮底下搞起了武装割据，成立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简直是在他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

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等桂系将领紧急商议对策。虽然此时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实力大损，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付这支刚成立的红军，他们还是有把握的。李宗仁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尽快消灭右江的红军，收复失地，恢复桂系在广西的统治！

很快，桂系军队从四面八方向右江革命根据地压来。

李宗仁和白崇禧调集的军队，总兵力达到三四万人，是红七军的数倍。

他们的武器装备也远远优于红军——有飞机、大炮、机关枪，而红军只有步枪和一些缴获的轻武器。

1930年春天，大规模的"围剿"开始了。桂军兵分多路，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同时向右江革命根据地推进。

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为营，逐渐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

红七军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时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时而化整为零与敌人捉迷藏。

战斗异常惨烈。在东兰县的一次战斗中，红军一个连队被敌人包围在一座山头上。敌人的炮火猛烈，山头被炸得满目疮痍。

连队的战士们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全连一百多人除了几个重伤员被群众救走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张云逸在这段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研究敌情、部署战斗、指挥作战。

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红七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起义时的近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

许多熟悉的面孔永远消失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右江的土地上。

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形势万分危急。红军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1930年10月的一个深夜，百色粤东会馆里灯火通明。

张云逸、邓小平和其他前委成员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大家都清楚，必须做出决断了。

继续死守，红七军可能会全军覆没。突围转移，虽然充满危险，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做出决定：率领红七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个决定是痛苦的。

转移意味着放弃革命根据地，意味着那些牺牲的战友的鲜血白流了。但不转移，红七军就会被全歼，那样牺牲会更大。

10月底，红七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临行前，张云逸召集部队开会。他站在队伍前面，环视着这些衣衫褴褛但眼神坚定的战士们。

许多人身上还带着伤，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张云逸的声音有些嘶哑，但铿锵有力："同志们，我们要离开右江了。"

"但这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我们要到中央苏区去，与主力红军会合，将来还要回来！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还在根据地坚守的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队伍出发了。三千多人的红七军，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率领下，告别了右江，踏上了艰苦的征程。这次转移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红七军转战桂黔湘边，沿途与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激战。桂军、湘军、黔军，都在围追堵截。

1931年7月，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转战，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与主力红军会师。但这时，部队只剩下不到两千人了。

从此以后，张云逸心中对李宗仁再也没有了当年北伐时的那份战友情谊。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仇恨——这种仇恨不是个人恩怨，而是阶级仇恨，是对革命者残酷镇压的仇恨。

时间又过了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国家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从延安到香港，负责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1937年6月，他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乘飞机抵达桂林。

八年未见，当李宗仁在桂林的会客厅里见到张云逸时，气氛有些尴尬。两人都想起了1930年那场惨烈的"围剿"，想起了那些牺牲的生命。

但此时此刻，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个人恩怨必须暂时搁置。

会谈中，双方都很克制。张云逸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敌人。

李宗仁表示愿意合作抗日，并通电支持抗战。谁都没有提起百色起义后的那段历史。那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谁都不想触碰。

不久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8年春，新四军配合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在敌后破坏日军交通线，牵制敌人兵力。台儿庄大捷震惊中外，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

战后，党中央对李宗仁的指挥给予了高度评价。

表面上看，张云逸和李宗仁又恢复了当年北伐时的合作关系。但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种合作是多么脆弱，随时可能破裂。

1940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张云逸收到了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是新四军军部发来的，通知他的妻子韩碧和12岁的儿子张远之立即转移到江北，与他会合。

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军部担心家属的安全，决定将他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江北地区。

张云逸立即回电同意，并安排人员去接应。但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2月的某一天，韩碧接到通知后，带着儿子张远之，在25名新四军干部战士的护送下从皖南出发。

他们还携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7万元军饷。这是一次看似普通的转移，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精心策划的劫难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队伍从皖南出发，准备渡江北上。一路上还算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当他们到达安徽无为县境内时，意外发生了。

一支李宗仁部下的桂系保安团突然出现，将队伍团团围住。这支保安团显然是早有准备，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枪口对准了新四军的队伍。

护送的25名新四军干部战士立即警惕起来，他们握紧了手中的枪，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新四军的带队干部上前交涉："我们是新四军人员，要去江北执行任务。这是通行证，请查验。"

话音刚落，保安团的士兵就冲了上来，强行缴了新四军战士的武器。新四军的同志们虽然愤怒，但考虑到韩碧母子的安全，没有贸然反抗。

韩碧被单独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12岁的儿子张远之紧紧抱着母亲，吓得瑟瑟发抖。

25名新四军干部战士，大部分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随意抛在野外，鲜血染红了大地。7万元军饷，全部被抢走。

消息很快传到了江北。张云逸正在指挥部研究作战计划，一个通信员匆匆跑进来，递上一封加急电报。张云逸接过电报，看到上面的内容时，脸色刷地变白了。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位向来温和敦厚的老将军，脸色变得铁青，双手紧紧握成拳头。

良久，张云逸睁开眼睛，声音嘶哑但坚定："立即向上级汇报！给蒋介石发电报！给李宗仁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人质，惩办凶手！"

他亲自起草了电报。电报的措辞激烈，公开谴责这种卑劣的行径，指出这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要求国民党方面给出合理解释。

电报发出去了。但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七个月，整整七个月。韩碧母子被关押在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忍受着饥饿、寒冷和恐惧。保安团的人不时来审问，威胁利诱，企图从她口中套出新四军的情报。

但韩碧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和军队的安危。无论敌人怎样折磨，她都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透露。

1940年9月，在党组织和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下，国民党方面迫于各方压力，终于释放了韩碧母子。

张云逸把母子俩紧紧搂在怀里。他没有流泪，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

良久，他突然松开手，厉声问道："那25个同志呢？"韩碧泪流满面，摇了摇头。张云逸转过身去，背对着妻儿，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那一刻，他心中涌起的，是对李宗仁刻骨铭心的仇恨。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遭到围攻，九千余人惨遭杀害。

虽然李宗仁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这次事变，但作为桂系的首领，他对部下制造的一系列摩擦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放战争爆发后，张云逸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后勤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虽然他没有直接指挥大的战役，但他的工作对于整个华东战场的胜利至关重要。

华东野战军能够取得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张云逸在后方的保障工作功不可没。

每当听说又消灭了桂系的一个师、一个旅，张云逸的脸上都会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那是欣慰，是解恨，也是对那些牺牲战友的告慰。

1949年12月，桂系的最后据点被攻克，白崇禧仓皇逃往台湾。而李宗仁早在这之前就已经以"赴美就医"为名离开了中国，开始了他在海外的漂泊生涯。

两个曾经在战场上厮杀的对手，从此天各一方。这一别，就是十六年。十六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1965年7月的那一天。所有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两个古稀老人的目光再次交汇，空气中凝固着某种沉重的东西。

而就在李宗仁回国后，当他提出要专程拜访张云逸时，所有人都震惊了。没有人知道，这次会面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没有人知道，两位老人之间将会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那些血与火的往事，那些生死恩仇，将以怎样的方式了结。

回国的前一天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秘密召见了张云逸。那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当张云逸离开总理办公室时，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北京城一片寂静。

第二天一早，李宗仁就提出了拜访请求。当天傍晚，当李宗仁走进张云逸家那座普通四合院时，张云逸特意让所有家人都回避了。

他对家人说，这是保密谈话，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在场。

而就在会面开始前的半小时，张云逸从卧室里拿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木盒子。盒子上落满了灰尘，锁已经生锈了。

他用钥匙打开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陈旧的小本子和一份发黄的档案。

张云逸颤抖着翻开档案。而当张云逸的手指停留在档案某一页的某一行时，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清楚地写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当两位老人面对面坐下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份档案中隐藏的真相，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被彻底揭开，而这个真相，将让这两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在那个夜晚流下他们人生中最沉重的眼泪......

【四】那个无法回避的真相

夜幕降临，四合院里的灯光亮了起来。李宗仁坐在椅子上，神情拘谨而忐忑。

张云逸坐在对面，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个陈旧的小本子和那份发黄的档案。房间里很安静，只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良久，李宗仁先开口了。他站起身来，朝张云逸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鞠躬，腰弯得很低，持续了足足五秒钟。

"云逸兄，"李宗仁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知道，有些事情，说对不起已经无济于事。但我还是要说，对不起。"

张云逸没有立即回应。他看着李宗仁，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桂系首领，如今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脸上满是岁月的沧桑。"坐下说吧。"张云逸的声音很平静。

李宗仁坐下后，目光落在了茶几上的那份档案。他似乎认出了那是什么。张云逸拿起那份档案，在手中翻了翻，那些泛黄的纸张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档案中详细记录着1940年春天发生的一切——韩碧母子被扣押的准确时间、地点、经过，那支桂系保安团的番号、指挥官姓名，以及最关键的——这次行动的命令来源。

"关于1940年的事情，"张云逸缓缓开口，"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李宗仁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这些年在海外，这件事一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让他寝食难安。

"那件事......我一直很愧疚。当年形势复杂，蒋介石一直在逼迫桂系制造摩擦。我虽然没有直接下令，但确实没有有效制止部下的行为。那25位同志的牺牲，韩碧大嫂和侄儿受的苦，我......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云逸看着李宗仁，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桂系首领，此刻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着头。

张云逸看着李宗仁，看着这个78岁的老人在自己面前流泪忏悔。他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但同时又有一种复杂的情感。

这么多年了，仇恨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曾经以为永远无法消解。但现在，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真诚的忏悔，那些仇恨似乎在慢慢消散。

时间磨平了一切棱角，岁月抚平了许多创伤。眼前这个老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发动"围剿"、制造摩擦的桂系军阀了。

他回国了，选择了站在人民这一边，这本身就是一种救赎。而且，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他的回归对于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都过去了，"张云逸最终还是说出了这句话，"你能回来，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李宗仁听了，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这位78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哭泣着，肩膀不停地抽搐。这是他这些年积压的情绪的释放，是对过去罪孽的忏悔，也是对张云逸宽容的感激。

程思远在一旁也红了眼眶。他跟随李宗仁多年，深知李宗仁这些年在海外的煎熬。

每当夜深人静，李宗仁总会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月亮，不知在想些什么。现在，程思远明白了，李宗仁是在想那些牺牲的人，是在想自己犯下的错误。

良久，李宗仁才平静下来。

他擦了擦眼泪，声音嘶哑地说："谢谢，谢谢你，云逸兄。我知道这声谢谢太轻了，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回来，就是想为国家做些事情，用余生来弥补过去的罪过。"

张云逸点了点头。接下来的谈话，气氛缓和了许多。李宗仁说，他在海外这些年，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发展。

看到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逐步强大，看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特别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更是让他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我在美国的时候，看到那个消息，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李宗仁说，"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强国之路。蒋介石在台湾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回到祖国的怀抱。"

李宗仁还说，他回来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希望为祖国统一做些事情。

他在海外还有一些影响力，在台湾也有不少旧部，他希望能够劝说更多的人认清形势，回到祖国怀抱。

他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方面传递大陆的信息，促进两岸的沟通。

张云逸听了，表示赞同。"台湾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病。我们亲眼看到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又从统一走向分裂。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你能为这个目标贡献力量，那些牺牲的同志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落叶总要归根，"李宗仁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看到祖国这么强大，这么有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分裂呢？我要用我的余生，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

夜深了，院子里的灯光依然亮着。两个老人聊了很久很久，从过去聊到现在，从历史聊到未来。

他们谈到了北伐战争的往事，谈到了抗日战争中的合作，谈到了解放战争的教训，也谈到了新中国的成就。那些恩怨，那些仇恨，在这个夜晚，慢慢地化解了。

临别时，李宗仁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云逸兄，谢谢你。今天这一见，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张云逸拍了拍李宗仁的手："不用谢。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

车子开走了，张云逸站在院子里，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月光洒在他身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那25个名字，想起了韩碧母子受的苦。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同志们，他回来了，我们的事业胜利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五】化干戈为玉帛的深远影响

李宗仁回国后的几天里，这个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内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相关报道，电台反复播放着李宗仁的归国声明。

老百姓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件事，大家都觉得这是国家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信号。

而在海外，这个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方面震惊愤怒，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开除李宗仁的党籍，并发出了通缉令。

美国方面也感到意外和不满。李宗仁在美国生活了十六年，美国政府一直把他作为一张牌，希望将来能够利用他来制衡台湾的蒋介石，或者在中国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

现在李宗仁回到了大陆，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遗憾。

但在东南亚、香港等地的华侨华人中，李宗仁的归国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华侨表示，李宗仁先生的举动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祖国的胸怀。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华侨，开始考虑回国发展。

李宗仁被安排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里。这座四合院原本是一位清朝官员的宅邸，后来收归国有。

院子不大，但布置得很雅致，有假山、鱼池、花木。李宗仁很喜欢这个环境，觉得有种回家的感觉。

国家给李宗仁配备了专车、司机、秘书和医疗保健人员。他的生活待遇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标准，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和生活补贴。

但李宗仁从来不摆架子，对工作人员都很和气。他经常说，自己能够回到祖国已经很幸运了，这些待遇都是党和政府的关怀。

回国后的第五天，1965年7月27日，李宗仁收到通知，伟人要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这让李宗仁既激动又紧张。他提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反复考虑见面时要说些什么。

那天下午，李宗仁在程思远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在怀仁堂的会客厅里，伟人已经在等候。李宗仁见到伟人，连忙上前握手问候。伟人和蔼地拉着李宗仁的手，让他坐下。

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伟人询问了李宗仁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回国的经过，以及对国家建设的看法。

李宗仁一一回答，表达了自己报效国家的决心。伟人对李宗仁的归来表示欢迎，并指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伟人还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不容置疑。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也不排除用武力的可能。

希望李宗仁先生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劝说台湾方面认清形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李宗仁表示，自己一定尽力而为。他在台湾还有一些老部下，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信息。他相信，随着大陆的发展越来越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大势所趋。

会谈结束后，李宗仁走出怀仁堂，心情激动。他对程思远说，伟人的胸怀让他敬佩，新中国的未来让他充满信心。他一定要为祖国统一尽自己的一份力。

8月初，李宗仁开始参加各种统战活动。他先后会见了多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参加了全国政协的会议，还接受了国内外记者的采访。

在这些场合，李宗仁都反复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必须而且一定能够解决。

他呼吁台湾的国民党人士认清形势，为民族大义着想，放弃对抗，实现和平统一。

9月份，李宗仁提出要到各地看看。他想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想看看那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关部门很快安排了行程。

李宗仁先去了南京。这座曾经的国民政府首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宗仁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工地，看到数千名工人正在紧张施工，场面壮观。

陪同人员介绍说，这座大桥全长6700多米，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李宗仁听了，连连感叹，说想不到新中国的建设速度这么快。

随后，李宗仁又去了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参观，仔细询问。

他参观了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在农村，他看到农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禁想起旧社会农民受压迫的悲惨情景，感慨万千。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心情特别激动。

城楼上，他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见到了张云逸。

两位老人并肩站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欢腾的人群，看着一队队整齐的队伍从眼前走过。

游行队伍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他们高举着红旗，喊着口号，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李宗仁看着这个场面，眼眶湿润了。他转头对张云逸说，看到这样的场面，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中国真的强大起来了，人民真的站起来了。张云逸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总算看到了这一天。这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

国庆观礼结束后，李宗仁更加坚定了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的决心。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特别是台湾方面的旧部发信，介绍大陆的情况，劝说他们认清形势。

他的信很长，写得很详细，从国家建设的成就写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写到民族复兴的前景。

这些信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海外。虽然台湾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但还是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些信。一些人开始动摇，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虽然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种子已经种下了。

李宗仁还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他向海外华人介绍新中国的情况，驳斥台湾当局散布的谣言。

他说，大陆不是台湾宣传的那样贫穷落后，而是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的。他呼吁海外华人支持祖国统一，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1965年12月2日中午，李宗仁在北京饭店举行答谢宴会，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对他回国的欢迎和关怀。

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贺龙副总理等领导人应邀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宗仁的旧部故交也都来了。张云逸也在受邀之列。

宴会上，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李宗仁先生的归来，是我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促进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欢迎一切愿意回到祖国怀抱的人，不管过去有什么恩怨，只要现在愿意为国家统一做贡献，我们都既往不咎，热诚欢迎。

李宗仁在答谢词中特别提到了张云逸。他说，云逸兄的宽广胸怀让他深受感动，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余生的决心。

他表示，自己虽然年事已高，但会尽力而为，希望能够为祖国统一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宴会结束后，李宗仁和张云逸又单独聊了一会儿。

李宗仁说，他准备写一些回忆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来，特别是要写一写为什么选择回国。他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对台湾方面的人有所触动。

张云逸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历史应该被记录下来，让后人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从中吸取教训。

从那以后，李宗仁和张云逸经常见面。有时是在正式场合，有时就是私下里聊聊天。两位老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过去的恩怨真的慢慢消散了。

1966年春节前，李宗仁亲自到张云逸家里拜年。他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茶叶、点心之类的。张云逸留他吃饭，两人一边吃一边聊，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饭后，两人坐在书房里品茶。李宗仁看着窗外的雪景，感慨地说，这是他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安心的一个春节。

在海外的那些年，每到春节就特别想家，但又不敢回来，怕回不了。现在终于回来了，心里踏实了。

张云逸听了，也很感慨。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回到起点。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现在能够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希望后辈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国家。

两人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李宗仁说，他最近收到了几封台湾旧部的回信。

这些人虽然不敢公开表态，但私下里都承认，大陆的发展确实很快，人民生活确实在改善。有些人已经开始动摇了，觉得继续对抗没有意义。

张云逸说，这就对了。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要我们坚持做工作，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清形势。你的回归就是最好的榜样，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跟随你的脚步。

李宗仁点了点头。他说，自己会继续努力，用余生来弥补过去的错误，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

【六】最后的岁月与历史的定论

1966年之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李宗仁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国家继续给予他应有的待遇和关怀。

他依然住在那座四合院里，依然坚持写作，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做台湾方面的工作。

张云逸因为年事已高，身体越来越差，逐渐减少了外出活动。但他和李宗仁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两人经常通电话，有时李宗仁也会到张云逸家里坐坐。

1967年秋天，李宗仁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感到胸闷气短，经常咳嗽。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由于年事已高，治疗效果不太理想。

得知李宗仁病重的消息，中央领导非常关心，指示医院要全力救治，使用最好的药物，请最好的专家会诊。张云逸也很担心，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还亲自到医院探望。

在医院里，李宗仁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看到张云逸来探望，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张云逸坐在病床边，握着李宗仁的手，安慰他好好养病，不要多想。

李宗仁用微弱的声音说，他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但最后能够回到祖国，能够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能够得到云逸兄的原谅，已经很满足了。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张云逸说，一定能看到的。只要我们坚持努力，台湾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你要好好养病，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

但李宗仁的病情还是不断恶化。1968年初，他的肺部感染加重，陷入了昏迷。医院全力抢救，但终究无力回天。

1969年1月30日凌晨，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临终前，他留下了遗嘱。遗嘱中写道："我李宗仁一生历尽沧桑，有过功也有过过。

晚年能够回到祖国怀抱，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为怀，死而无憾。我希望台湾的国民党人士认清形势，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回归祖国，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

李宗仁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中央领导人送了花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宗仁的旧部故交都来吊唁。

张云逸得知李宗仁去世的消息，沉默了很久。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翻看着那个记录着牺牲战友名字的小本子，又看了看李宗仁留下的那些信件。

他想起了很多——从北伐战争到百色起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李宗仁回国到两人的和解。这一切，都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

第二天，张云逸来到李宗仁的灵堂。他献上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德邻先生千古。"他站在灵前，默默地鞠了三个躬。

那一刻，他心中涌起的，是对历史的感慨，是对岁月的唏嘘，也是对李宗仁最后选择的肯定。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一个人可以既有罪过，也有功劳；可以既是敌人，也是同胞。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哪一边。

李宗仁最终选择了回到祖国，这个选择，抵消了他过去的许多罪过，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正面的一笔。

李宗仁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总理主持追悼会，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先生爱国爱民的精神，肯定了他为促进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

追悼会上，张云逸作为李宗仁的老友代表发言。他说，李宗仁先生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最终选择了回到祖国怀抱，这是值得肯定的。

他的归来，对促进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爱国精神，继续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

李宗仁去世后，张云逸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970年，他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虽然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医生说他必须静养，不能劳累。

张云逸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这段时间，他主要是在回忆往事，整理自己的一些资料。

他把那个记录着牺牲战友名字的小本子拿出来，一个个名字又看了一遍。他还把李宗仁写给他的那些信整理好，准备将来交给组织保存。

1971年春天，张云逸的病情稳定下来，出院回家休养。

他依然住在那座普通的四合院里，每天读读书，写写字，偶尔接待一些来访的老同志。他的生活很简朴，从不摆架子，对工作人员都很和气。

邻居们都知道，这座四合院里住着一位开国大将。但张云逸从不让人特殊对待，他经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一个普通的党员。那些过去的功劳都是集体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1972年，张云逸的身体再次出现问题。他经常感到乏力，食欲不振。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心脏功能在衰退，肺部也有些感染。由于年事已高，治疗效果有限。

中央领导得知后，指示要全力救治。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疗组，24小时监护。张云逸的家人也都守在身边，轮流照顾。

在病床上，张云逸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他经常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报纸，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当听到一些好消息时，他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4年秋天，张云逸的病情急剧恶化。11月中旬，他陷入昏迷。医院全力抢救，但终究无力回天。

1974年11月19日下午，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临终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

张云逸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中央对张云逸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

张云逸的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数千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场上摆满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对这位老将军的敬仰和怀念。

追悼会上，中央领导高度评价了张云逸的一生。

从参加黄花岗起义到领导百色起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中国建设到晚年的统战工作，张云逸的一生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

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悼词中特别提到了张云逸在统战工作中的贡献。

他以宽广的胸怀，化解了与李宗仁的恩怨，促进了李宗仁回国后的统战工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这种大局观和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张云逸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墓碑上刻着简单的几个字："张云逸同志之墓"。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碑文，一切都是那么简朴。但这正体现了张云逸一生的作风——低调、谦虚、实在。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依然会为之感慨。李宗仁和张云逸，两个曾经生死对立的敌人，最终能够握手言和，共同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宽广的胸怀和高明的统战政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传统美德。

个人恩怨再深，也深不过民族大义；个人荣辱再重，也重不过国家前途。这是那一代革命者共同的信念。

李宗仁和张云逸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以大局为重，什么叫做为国家利益放下个人恩怨。

李宗仁的回归，开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回归大陆的先例，对后来的统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种子已经种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陆续有国民党人士回到大陆，为两岸交流和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而张云逸的宽容和大度，则体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正是这种胸怀，赢得了人心，凝聚了力量，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

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但那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胸怀，这种大局观，这种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放下个人恩怨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