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伏八年：林彪从病号到巅峰

1971年夏末秋初的北戴河，早已不复“文化大革命”初期那般繁华景象。往昔常至此处拜访的老一辈革命者，大多在那场运动中遭受打压，或被迫“靠边站”，甚至被遣往农村的干校。

干部疗养亦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对象。

往昔夏季，那热闹非凡的十里海滩，此刻却静谧无声，多数区域空无一人。唯有少数身着军装、仍享有特殊权限的人们，得以自由穿梭于别墅区之间。

昔日的中央常委中，毛泽东已不再莅临北戴河休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日渐衰微，已无法再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抗争，因此他更倾向于南方的气候，而不再重返北戴河。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独自承担起主管国家经济运作的重任，日夜操劳，无暇他顾，更遑论休养。刘少奇、邓小平被错误地打压，陈云则被迫退居幕后，虽在党的九大上勉力当选为中央委员。朱德虽在中央政治局中勉力维持一席之地，却被视为“老右”的代表，夏日间偶尔还会来北戴河小住。此时，中央领导中在北戴河海滨居住时间最长的，便是林彪。

北戴河96号楼

彼时，林彪所居之所位于北戴河西海滩东北方向约两公里的联峰山松林深处，那是一栋两层高的楼宇，隶属于中直疗养院的96号楼（现已被编为62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疗养活动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然而，那些被吹捧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的人物，尤其是林彪，却在极端“革命化”的潮流中，依然享受着特殊的疗养优待。他公然宣扬扫除“封、资、修”，摒弃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他的妻子和儿子却沉溺于追求和享受西方的奢侈品。民众只能观赏到区区八出样板戏，而林彪在北戴河的96号楼中，却放映着进口电影，直至“九一三”事件前夕，楼内仍播放着香港的喜剧片……

洞悉真相者，无不视此为虚伪之极致，而林彪在解放后的地位攀升，亦正是与这种虚伪紧密相连。

昔日林彪站在台上，曾被誉为神明。然而，自“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的风潮中，他却又被贬得一无是处，被诬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声称他历来不谙战事，如此等等。

若是如此，他怎能在井冈山战役中从一名连长迅速晋升至营长、团长、军长乃至军团长，又怎会被任命为我国最强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当共和国颁发元帅军衔时，他为何又能位列第三，且在1958年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在审订对林彪的评价时，依然从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重视功绩又提及罪过的评判方式，方显出客观与公正的本色。

审视林彪的生平，我们发现他于1907年12月5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原名是育蓉，有时也写作“育容”，在家中排行第二。他的兄长一直在家乡陪伴双亲，而他的三弟和四弟则投身革命事业。四弟在完成抗大学业后，便奔赴前线，于解放战争末期，以团级干部的身份，在山西的战场上英勇牺牲。

的确，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周边地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如陈潭秋，以及为国家地质科学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在林家堂兄弟中，被誉为“黄冈三林”的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和林育容（即林彪），均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林彪自幼性格沉稳，心思缜密，善于思考。自“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各种进步思想的涌现，林彪逐渐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1923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时，他南下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此期间，他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黄埔军校，他与未来的国民党军重要将领高魁元同在一只队伍中服役，甚至曾共用上下铺。六十年代，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之职，而此时高魁元在台湾亦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无疑是一段有趣的巧合。

随着北伐战争的揭幕，林彪甫从黄埔军校毕业，便被派往前线历练。当北伐军挺进武汉之际，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的排长一职。在大革命遭受挫败，风雨飘摇之际，林彪毅然决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并随所属部队参与了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的征途中，队伍遭遇挫败，多数成员不幸离散。此后，林彪以连长身份投身湘南的武装起义，并随起义队伍一同攀登井冈山。

在井冈山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林彪经朱德推荐，担任了工农红军第4军第28团第2营的营长。不久后，毛泽东亲自任命他为主力团第28团的团长。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林彪的军旅生涯迅速晋升。至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他荣升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次年6月，他又被擢升为红军第4军军长，年仅23岁。林彪无疑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在毛泽东与朱德的英明指导下，林彪参与了中央红军一系列关键战役。至1932年3月，他晋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此职位后更名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方面，擅长采取突击战术。随着他赢得的胜利越来越多，他的声望也随之攀升，并在担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25岁。

无可否认，林彪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亦曾出现动摇。以南昌起义的失败为例，他曾提出化装分散的行动策略，并亲自行动数日，终归队。在那时人心惶惶之际，他能够返回队伍，实属不易，朱德、陈毅等领导也未对他进行追责。至于“逃兵”的说法，是在林彪遭受全国性的批判之后才被重新提起的。

在中央苏区初创阶段，林彪对于未来前景曾一度陷入悲观情绪，曾有过“红旗究竟能坚持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特地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这种消极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尽管经历了动摇，林彪最终还是坚守在高级指挥员的岗位上，持续领导武装斗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197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在重新启幕的展览中，皆恢复了林彪同志的历史照片展示。在1980年，黄克诚大将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讲话，其中亦对林彪同志昔日的战功给予了高度评价。紧接着，陈云同志在向《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讲话中，亦对林彪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是尊重历史的正确方式！

在井冈山烽火年代，曾为林彪麾下将领的萧克上将，于80年代所著的《记朱毛红军》一书中，亦公正地剖析了林彪的优劣之处。萧克上将的印象是，林彪善于深思熟虑，用兵如神，堪称红军中的杰出战将，且深受毛泽东的赏识。然而，林彪亦有其不足之处，性格内向而偏狭，不乐于与同僚深交。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林彪存在某些不足，但他的赫赫战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全党全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传唱的一首《抗战点将台》中，将他列为首位，即“师长林彪年纪轻”。而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更是高唱“胜利的红旗随风飘扬，林总的号令传遍四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林彪怀有特别的好感。自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不久，毛泽东便敏锐地发现了这位年轻、寡言而善于用兵的连长。每当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合时，林彪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一方。据曾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待来访的同志通常不搞繁文缛节，唯独对林彪例外。当林彪从苏联疗伤归来，毛泽东便提前在门外等候，两人一见面便热情地携手步入窑洞。

在岗位配置上，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与倚重显而易见。抗战爆发之际，八路军组建了三支主力师，其中由原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115师，便由林彪担任师长一职；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作为五大战略方向中最为关键、兵力最为庞大的部队，同样交由林彪负责。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林彪在八路军期间因枪伤提前离场，但其他任务均圆满完成，令毛泽东深感满意。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林彪指挥了其中的两个战役，其卓越表现赢得了全国革命军民的深深敬意。

1938年，林彪身着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黄呢军大衣，策马疾驰，不幸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伤，子弹击中了他的神经系统。尽管在苏联治疗数年，病情并未完全康复，但他仍带病回国，参与了指挥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林彪长期卧床休养，拒绝参与抗美援朝，且多次缺席党的会议。

据悉，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期间，由于医生用药过量，导致其神经功能受损，从而出现了对水、风、感冒的恐惧，以及易腹泻、多汗等并发症。抵达北京后，林彪在“林办”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分别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和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然而，林彪对医生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偏爱自行查阅《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并根据所查内容自行用药。他有时表现得相当固执，坚持服用某些药物，而医生则认为这些药物并不适宜或过量服用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因此只得想方设法用替代品哄骗他服用。

林彪在养病期间，叶群等人对外宣扬“首长”身体康健。然而，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汇报林彪畏惧水湿、腹泻不止，甚至不愿观赏山水画等情况，竟被指责为泄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此种既养病又对外声称身体状况良好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未来复出而进行的舆论铺垫。

据警卫所述，林彪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心脏、肝脏、肺部等关键器官均无异常。然而，他易出汗且常伴有腹泻。因此，夜间入睡时，他常穿着衬衣，却常被汗水浸湿，而汗多又易导致感冒。为此，他需特别注意调节室内温度，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较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从未使用过棉被，仅以毛巾被作为保暖。北京医院院长经过研究后指示，使用一条毛巾被可提升4摄氏度的保暖效果；穿着一件华达呢中山服同样可以增加4摄氏度的温度。身边的保健人员大致遵循这一标准来控制室温，多数情况下保持室温在21摄氏度左右。

林彪被批判后，外界的小道消息盛传他有吸毒问题，据他身边长期担任警卫的李文普讲这是言过其实。在50年代，林彪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是因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林彪的日常习性颇为独特，然而对待警卫人员却并无过分要求，易于相处。他的饮食相当简朴，特设一名厨师为其烹制餐点，不过他偏食严重，若肉菜导致不适，腹泻，便不再食用。日常的主食主要是肉饼、青菜和馒头。由于林彪体弱多病，面色苍白，他逐渐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然而，出于无奈，他仍需履行职责。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他与毛泽东一同走向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却几乎无法坚持走到目的地，体力几近崩溃。

即便林彪身体状况不佳，却也绝未如某些人描绘的那般，形象狼狈不堪，仿佛“三分似人，七分似鬼”，乃至脆弱到“一吹即倒”的地步。至于80年代之后，有人指责他“精神失常”、“行为失控”、“任由叶群操控”，这些说法同样缺乏根据。

有人故意夸大其词，对林彪的病情进行渲染，目的在于迎合公众的好奇心。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这种手法，描绘林彪为一个濒临崩溃的“重病之人”，声称其“不可能知晓”叶群、林立果的罪恶行径，“缺乏责任能力”，甚至暗示林彪在叶群的控制下，如同被线牵引的木偶。更有甚者，试图借此推翻既定历史事实，声称林彪是被“劫持”至苏联。这种做法无疑是极其错误的。

林彪以身体欠佳为由，解放后长期休养。若他真是一味沉溺于床榻，恐怕历史将仅留下他的美名，而他的功业亦将随之湮灭。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在党中央常委中位列前茅的“重症患者”，却屡次在关键的历史时刻重返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出出令人扼腕的戏剧。最终，在投机失败之际，林彪逃离北戴河，终以异国荒丘为归宿。

林彪由功臣沦为祸首的转折点究竟始于何时？实则源于极“左”思潮的持续蔓延以及他个人权欲野心的膨胀，最终酿成了令人扼腕的悲剧。

1951年，林彪一度接棒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达数月之久。然而不久后，他因病倒下，遂长期休养，不再参与工作。到了1958年，在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却意外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位长期休养的病患，竟然当选，不禁让人感到几分惊讶。

在这八年的隐居生活中，林彪虽身患疾病，却勤奋阅读，并密切关注政治动向，对党内诸多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笔记中予以犀利批评。然而，他蛰居于阴暗、通风不良的密室之中，所撰写的诸多格言、箴语、散记与感想，多是对毛泽东的动向与喜好进行揣摩。其中，不少判断与推测充斥着恶毒、讽刺乃至谩骂之词，令人难以置信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便与毛泽东结下特殊情谊的人，竟会表露出如此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推崇个人崇拜的狂潮中，林彪却故作最为虔诚的姿态，展现了一系列令人作呕、登峰造极的表演。他那“语录不离手”的习惯，以及每次亮相时特有的手势动作，对于那个时代的国人而言，至今仍记忆深刻。

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实则揭示了其品质的极端败坏！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

探寻《北戴河往事》的岁月印记，照片记录下那片土地的往昔风貌。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观察林彪日常所书所谈，其心中所想所虑，既涉及国家大事，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亦涉猎哲学、历史及马列主义理论之深奥。此外，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如穿衣、饮食、汗出、受凉等琐事，亦在其思考之列。同时，对于诸多人物与事件的感悟，亦不时显现于其言谈之中。

林彪的诸多关键决策，正是在此类深思熟虑的过程中孕育而成。例如，他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等理念，发布了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指示，建议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倡议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建造人造山，以及强化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的军事训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下达了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和命令，并紧急指示加强战备，以防敌人突然袭击。这些决策均是在沉思漫步间形成，一旦深思熟虑，便即刻口述成文，随后制定正式文件，予以发布和执行。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又道：“千年文字能言。”林彪正是凭借着这“烂笔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能言”的“千年文字”。

以下列举数例，窥探林彪每日所思所记之细节：

此段原文：“忠庸，张春桥、柯庆施”：系林彪亲口传授，由我执笔绘制的一张卡片。“忠庸”之中，“忠”字原为“中”，林彪随后在其下方添上一“心”字。在林彪眼中，张春桥形象定格为一位仅擅长舞文弄墨、高喊口号的凡庸人物。

“人，作为物质世界中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无可比拟。若不予以尊重，必将犯下最为严重的错误。江青的所作所为，正显现出这种重大失误。”这段话由林彪口授，并由林立果记录于《毛主席语录》之中，从中可见林彪对江青的不满情绪。

林彪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留下了大量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对“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的观点进行了旁注：“恩格斯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但列宁却对此做出了解答。列宁指出，电子同样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持有一种‘一即多’的坚定观念，而恩格斯则缺乏这一认识。列宁的见解超越了恩格斯，他从多样性中提炼出统一性，而恩格斯则更倾向于生硬地将两者等同起来。”

例四：林彪强调，立场对于形成观点与选择方法至关重要。他提出：“在立场、观点、方法三者之间，其重要性比例为7比2比1。”

他如此阐述道：“论点之双，乃剖析问题之术；而欲解纷扰，则需依循唯物主义之理。唯有详尽查明实情，方能准确判定问题性质，进而制定相应政策。”

例五：林彪深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重要性。在其撰写的散记中，对经济发展论述颇丰。他曾言：“凡能影响民众生活之事，皆为世间头等大事。”他将“迅猛发展”视为“人类之灵魂、国家之精神、党之意志，劳苦大众之良知，以及责任担当者的气魄与高尚品质”的象征。林彪强调，党必须致力于经济发展。而善于聆听民众心声，洞察其迫切需求，则是“党兴衰之定律”。

“古策：一、君主在前，臣子在后（切不可臣子争先一步）；二、君主倡导和谐，臣子应与之共鸣（切不可倡议对立或不和谐）；三、君主劳苦，臣子安逸（如巡视工作等）。

林彪性情孤僻，他坚信“交际难以成就大事（且弊端丛生——唯有独立独行）。

在论述政策时，林彪指出：“左、中、右——三道界限，宜取中道，顺应天命，既不过分，亦不偏颇”。“左倾政策仅能引领少数激进分子，而右倾政策则仅能联合少数保守派，唯有中间路线，方能既团结左翼与中间派，又能拉近右翼，唯有此路可行，方能凝聚大多数。”因此，我们应当“偏向中间，虽持左倾立场，却反对极端的左与右”。

例八：林彪深谙战争之理，笔耕不辍，留下了众多探讨军事战略的笔记。在我所记载的一张卡片上，记录了林彪所阐述的几点原则：“追逐利益，追求胜利，放虎归山，在战争中须善于利用各种策略，见利则行，不利即止——胜负不在规模之大小。”

叶群对林彪日常所随手记录、随意交谈中流露、以及口述的文字，统称为“散记”，并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她时常对这些“散记”进行整理与补充。在她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名为“卡片柜”的木质柜子，专用于存放各类卡片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便包含了叶群整理后的众多“散记”卡片。此外，办公室还设有一个小型的保险柜，里面收藏着叶群的追记——《一O—笔记》。这本笔记本中记录了林彪与叶群交谈时的言论，叶群便将这些内容追记于此。

每逢整理“散记”，叶群总会让我予以协助。通常，我会将林彪亲笔所书的内容制成卡片，妥善存入“一O—”卡片专柜；林彪与叶群间的对话则被详细记录于《一O一笔记》之中；至于林彪亲笔所写的散纸，则悉数原样封存于“一O—”“手迹”专柜。

叶群在工作上缺乏专注，常常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接听电话，一次通话往往长达一个多小时，而“那就这样吧”这句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才终于结束通话。因此，整理“散记”这类工作常常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

“听文件”

林彪鲜少参与会议，不阅读报纸，亦不收听广播，与民众隔绝，且社交活动极为稀少。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仅限于每日上午与下午，由秘书向他汇报两次文件，每次汇报时长不超过半小时。此外，他还会听叶群向他“述说”或听子女们向他提及一些琐事，这些渠道显然无法全面收集所需信息。即便如此，他每日两次的文件学习也难以持之以恒，常常是时断时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日都迅速对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加以筛选与归类，随后分发给相应的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汇报。秘书们并非对所有文件都一一汇报，而是精挑细选，经过分析、综合和归纳，力求以最简练的语言、最短的时间，将国内外最为关键的事件传达给林彪。毕竟，半小时的时间有限，很多时候，只能挑选那些需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进行汇报。林彪若因紧张而出汗，即使文件上标注了“急件”或“特急件”，也得耐心等待。秘书们常常上午等待至下午，下午又期待到次日，而次日又有新的文件和情况出现，致使待汇报的文件越积越多。因此，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挤水分”，对那些可讲可不讲、可详述可略述的文件进行压缩，力求精炼。每当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时，他们便迅速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至林彪处。

秘书在呈递给林彪的文件上逐一标注“√”，相较于我所收到的文件总量，那些被打上“√”的文件显得格外稀少。

秘书在向林彪呈递文件时，需具备卓越的分析与综合能力，须从繁杂、琐碎的信息中敏锐捕捉到趋势、方向以及本质性的要点。他们应运用精炼、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关键且复杂的事件，既不可逐字逐句照本宣科，亦不可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同时还需确保发音清晰，举止得体。赵根生秘书因屡次习惯性地皱眉，曾多次受到叶群的指责。

林彪曾就如何阐述文件内容向其秘书提出过具体指示。他强调：“为节约精力，你们应着重阐述方向性、政治性的要点。向我汇报时，也应主要讲解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即大政方针及原则性的观点。减少对数字、比例的阐述。此类内容往往变动频繁，难以记忆，而方向性的内容则具有较长时间的指导意义。对于过于专业、过于专门的内容，则可适当省略。”

“无需忧虑，即使天塌下来，也有我和首长共同承担。”长此以往，一些秘书的急躁脾气逐渐平复，甚至在繁忙之余，他们也会抽空下棋、打乒乓球，或是闲聊一番。

“文件——如同山石般繁多，已被抛诸脑后，无足轻重。人——则充满生机，能够激发灵感，闲谈之中往往迸发出火花，甚至燃起燎原之火”；“文件往往故弄玄虚，繁复修饰，难以洞察其重点与实质”，因此，“不应沉迷于听演讲、阅读文件或撰写文章，而应选择聊天，这样方能直达本质，切中要害”。

“首长今日身体欠佳，有什么事务就告诉我吧。”于是，众多原本应由林彪亲自处理的事务，便被叶群擅自决断；而许多本应让林彪知晓的关键信息，也被她擅自保留。即便如此，叶群还下令秘书：“切勿从右侧向首长耳畔吹风，”这使得林彪失去了对诸多事务的知情权。

叶群为何提醒秘书不宜从“右侧”向林彪耳边吹风？这背后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次重要指示。

周、林、毛同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关注一度升温。他曾将一份详细报道了西安、太原等地区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喊出反革命口号，并将毛泽东画像撕碎践踏的《快报》呈送至毛泽东手中。他在信中写道：“谨呈主席审阅。西北之局势亟需引起关注。”意欲唤起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重视，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却出人意料：“林彪同志，此事乃大好事。左派需准备付出数千人的牺牲，以换取右派数十万的胜利。”

同期，周恩来亦向毛主席呈上文书，汇报了文革期间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遭受冲击，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无需过度哀伤，暂时的混乱不过是短暂的阵痛。我听闻彼处出现混乱，实则心中窃喜。这混乱实则动摇了敌人，打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若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则令我颇感不快。”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所呈送之文件的批语，已在内中央范围内广泛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一位勇敢地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曾不止一次地向毛泽东和林彪坦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对这场运动的厌恶。她在信中曾如此表述：我对文化一无所知，若将小说全视为政治，并且认为它们都是有害的，我感到困惑。一夜之间，我的同事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和牛鬼蛇神。中央要求我批判和揭发刘少奇，但我无法接受。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数十年，难道他今日会成为叛徒和内奸？我无法相信，一个叛徒内奸能担任七年国家主席？宪法是否依然有效？怎能随意抓捕、斗打和逼迫他人自杀？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自相残杀，是对同志和人民的犯罪。我们的优秀干部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挺身而出，却在自己的队伍中丧命，这是为何？

“宋庆龄的身份非同小可，她的言辞固然重要，但你们不能盲目照搬，应具备筛选和加工的能力。你们需具备过滤和加工的能力，明确哪些信息应传达给首长，哪些不宜透露。不能单方面向首长灌输偏向性的观点，以免首长陷入错误的思想误区。”因此，宋庆龄对宪法的关注被叶群这个“过滤者”所屏蔽。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情感纽带，或许可由林彪赠予叶群的一幅题词来生动诠释，那便是1970年初，林彪挥毫题写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嗣后，林彪又将末句修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将叶群尊称为“爱妻”，而这在林彪为叶群所题写的诸多字画中，是首次采用“爱妻”这一称呼。

叶群对林彪的题词情有独钟，特意让人精心装裱，悬挂于墙上，继而还将之镌刻于砚盒之上。不久之后，叶群亦回赠林彪一幅字画，其上题字曰：“恩情报不尽，他年共赴黄泉”。

林彪往昔赠予叶群的题词，诸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无不蕴含着对他严格自律的教诲，警示她勿越雷池一步。然而，此次林彪谈及生死，叶群亦毫不犹豫地回应，誓言相伴黄泉。

“作为一个女性，叶群同样是不幸的。”

在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林彪全身心投入于战争的指挥与策划，专心致志，无丝毫分心。他对叶群的忽视显而易见。1938年的一次战斗中，林彪虽幸免于难，但留下了终身的疾患，他忧心忡忡，恐惧种种，且不愿就医，加之其性格孤僻，不喜交际，与叶群那活泼开朗、不愿闲居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64年年底，我抵达上海后，逐渐察觉林彪与叶群并未同住一室。林彪居于楼下，而叶群则居于楼上。当时林彪已五十七岁，叶群仅有四十四岁。不久之后，他们搬至苏州南园，林彪居南，叶群居北，最终叶群索性搬到了另一栋楼房居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房位于工字房的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被重重房间所分隔。

林彪与叶群各有其独特的作息规律。林彪每日清晨6时便起身，夜晚9时左右便安歇，无论春夏秋冬，均能严格遵守作息，绝不熬夜，且一旦入眠，便不容打扰。相较之下，叶群则偏爱夜晚生活，通常上午10时前不起床，凌晨2时前不就寝。若遇开会，她往往直至清晨四五点方才入睡，而中午十一二点方才醒来。卧床时，她还会让王淑媛为她按摩头部，与之闲聊，常常聊至王淑媛困意袭来，不自觉地头靠在叶群的额头上。

“这里的扇贝很有名气，我想让他们给你准备一些新鲜的贝肉尝尝。”林彪却摇头拒绝：“你自便吧，我不太饿。”

林彪家族的四口之家，各自分食，各有一套专属的食谱，各享一桌，各定一餐时。我未曾目睹林彪一家共聚餐桌的情景。偶尔可见林立衡或林立果手持饭碗，与林彪边进食边交谈。林立衡与林立果对林彪充满敬意，称呼“爸爸”时声音温柔，然而对叶群则显得疏离。他们对待叶群如同对待工作人员，仅以“主任”或“叶主任”相称，从不以“妈妈”称呼。私下里，林立果甚至以“叶胖子”乃至“他妈的，叶老胖”来称呼叶群。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叶群的关系愈发亲密。

林彪素来不喜游历山水，亦不热衷于穿梭于喧嚣的市井之中，而叶群却生性活泼，热爱游玩。每当随林彪至一地，她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门，游览一番，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繁华商场，都是她钟爱的去处。上海、苏州、杭州的诸多景点，她无不走遍。1965年4月，她在无锡仅逗留一周，亦抽空游览了梅园、蠡园、鼋头渚等地。每次游玩归来，她便向林彪滔滔不绝地讲述所见所闻。林彪对此并不反感，反而乐于倾听她那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归根结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这些行为无不显示出林彪对叶群既喜爱又烦恼、既亲近又疏远、既信任又约束的复杂心态。

庐山会后与林彪的数面之缘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林彪并未即刻返回京城，而是转赴北戴河。他在那里逗留至九月中旬，方才启程返回北京，以参与国庆庆典的庆祝活动。

在1970年国庆之际，媒体对国家形势的报道依旧洋溢着欢庆的气氛，仿佛庐山上的风波早已烟消云散。驻守北京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叶群却似乎有意无意地透露风声，连续几天与秘书们个别谈话，透露庐山会议的片段信息。记得那天，叶群亲自把我叫去，态度与前大相径庭，不仅热情地与我握手，还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和感情生活。这种异常的关心让我感到困惑。经过一番曲折，叶群终于转到了正题：“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出了些问题，他提交的材料引起了主席的不满，我们也都进行了批评。陈伯达是个文人，写文章难免出错，但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如果你听到有关消息，不必过分紧张，只需专心工作。如果收到与陈伯达有关的文件，不必扣留，应立即转交给秘书，上报首长。”最后，她询问我：“你那里有陈伯达的信件或题词吗？”我回答：“没有。”叶群便说：“那就好。如果今后发现他的信件或题词，直接交给我。”我推测，叶群此举是为了尽快销毁与陈伯达往来的证据。不久后，我发现陈伯达赠送给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已从她的办公室墙上消失。

自十月中旬始，中南海传出的毛泽东亲笔批注的文件陆续送达“林、周、康”手中。同时，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亦逐步向全国各地发放。尽管毛泽东的批语仅指向陈伯达，但林彪心中明镜高悬，深知这批语亦是对他的间接批评。

新春伊始，林彪将我召见，嘱我：“请拟一句言辞，悬挂于叶群的卧室。”随即口述道：“归根结底，不至于太过恶劣。”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前往叶群居所取下条幅，准备落笔时，叶群却说道：“无需书写。请转告首长，我已明了。”

1968年夏日，叶群因被指控为“假党员”而心慌意乱，在林彪面前泪流满面。当时，林彪便让我为她写下“纵有瑕疵，亦不至于太过分，切勿慌张”的宽慰之词。庐山会议之后，当叶群在毛泽东的敦促下被迫进行自我批评时，林彪再次向她传达了类似的讯息。这表明，直至1971年，林彪的心态依旧保持平和，甚至显得从容不迫。在他看来，自己并无严重过错，毛泽东不会对他有何过激之举。因此，他叮嘱叶群切勿慌乱，无需过度焦虑至夜不能寐。

然而，在毛泽东实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策略，深入推动“批陈整风”运动，逐步逼近林彪之际，林彪持有“事态不会太糟”的看法，自然难以保持平静。一日，叶群指示我转交毛泽东的一份批示给她。我将文件递给她时，她正与林彪在一起。她接过文件，向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随后手持文件在林彪面前挥动，显得情绪激动地说：“你看，这是直接针对你的。”我离开时，只听见林彪对叶群大声喝止：“别在这里打扰我！你出去，我要休息！”那时，我感觉叶群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导致林彪显得烦躁。实际上，林彪可能确实感到心绪不宁。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于北京举办了一场汇集了九十九位与会者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不仅持续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错误，还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成员的过失进行了公开批评。在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和叶群自北戴河返回北京，但并未参与会议。会议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本质上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亦即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会议结束后，中央作出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内传达陈伯达的罪行，而在高级干部中则传达黄、吴、叶、李、邱五位同志的检讨书。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纷纷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传达讨论的情况，并一致表示对中央处理陈伯达及其对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错误结论的支持。尽管这些文件和电报仅是表态性质的，并未透露五位同志检讨的具体内容，但叶群对此感到极度不安。她将我召至面前，交代道：“这几位老总（即黄、吴、李、邱）是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他们是被陈伯达误导，是好人犯的错误。毛主席的批评是对他们的信任和爱护。他们与陈伯达的情况不同，关于这几位老总进行检讨的事宜，让秘书们知道是不妥的。以后，这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不要交给秘书查阅，直接交给我，我会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直接将这些绝密文件和电报交给了叶群。当这些文件和电报再次回到我手中时，我并未发现任何曾向林彪报告过的痕迹。

一日，我前往向叶群递交文件，忽闻她于电话中对他人言：“林彪同志近期身体状况欠佳，面色憔悴，每晚需服用两次安眠药，体重已降至八十余斤……唉，往昔的拥护……谁曾想……”

“请您务必出席，若您不前往，我们全家将承受难以想象的后果！”林彪虽言“不至于如此严重”，但最终还是缓缓站起，披上了内勤递来的大衣，乘车出门前往。

如常，林彪惯于在毛泽东之前数分钟抵达现场，但此次他却晚到了。惯例中，林彪会在送毛泽东离开天安门城楼后才返回住所，而那天，他却早早离场。我们目睹林彪的座驾不过半小时便折返了毛家湾，秘书们不禁感到惊讶。内勤小毕，那位随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的人，透露说，林彪刚坐下不久，毛泽东便起身前往休息室。不久之后，林彪亦起身返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个午后，临近正午时刻，林彪将我唤至他身边，叮嘱道：“待会儿总理莅临，你需找来一张大幅纸张，在上面书写数行字，然后张贴于此处。”说罢，他转身走向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指着那里说道：“便是在这里。”随后，他开始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永垂不朽！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末了，林彪以双手比划出一个圆满的圈：“字迹务必写得尽量大一些。”

我迅速返回办公室，取来一张洁白的纸张。拿起排笔，蘸满鲜艳的红广告色，将林彪口授的三句口号工整地书写其上。待林彪午休之际，我将这些字迹显眼地贴在了西客厅门外墙上。此处恰是周恩来总理进门的必经之地，我特意将字迹放大，使之格外引人注目。心中想，总理必定能够一瞥而见，或许还会停留片刻，细细端详。由于周恩来总理时常造访林彪处，那面墙上向来未曾有过张贴字迹，此次林彪突然在门口贴出三句口号，不禁让人好奇，总理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心中又会作何感想呢？

数日之后，林彪向其秘书于运深亲口叙述，拟向毛泽东主席呈上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出，对于担任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大军区一把手、二把手，应采纳“四不一要”的原则，具体为“不实施逮捕、不进行关押、不采取处决、不予以撤职”；在遇到特殊情形时，须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灵活指令。

林彪表示，其产生上述想法源于审阅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其中部分同志对安全问题表示了忧虑。

林彪曾表示：“历经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及‘批陈整风’运动，现中央及中央局成员，大体上可以认为他们是值得信赖的。”

林彪明确指示，务必将此规定传达至卫戍区的每一位士兵，并规定每隔数月进行一次传达，持续十年如一日。除此之外，林彪还提出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的建议。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将信稿递至我手，嘱我誊写清晰，以便呈交林彪审签。或许林彪认为自己的构想不合时宜，难以施行，亦或是其他原因，此信最终并未再交由我通过机要途径转送。

在1971年7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是我喜结良缘的时刻，我有幸再次见到了林彪。大约上午10点，我与妻子一同拜访了林彪和叶群。叶群在会面结束后，引领我们见到了林彪。当时，林彪正在客厅中漫步，见到我们到来，立刻热情地迎了上来。叶群轻拍妻子的肩膀，向林彪介绍道：“这位是小李的妻子小刘。今日是他们的大喜之日，特意来探望您。您看看，他们俩如何？”林彪一边伸出手与我妻子握手，一边连声表示祝福：“好，好。祝愿你们幸福美满！”得知我妻子的父亲是开滦煤矿的井下采煤工人后，林彪感慨地说：“小李出身农民，而你则是工人，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真是好！”那天，我发现林彪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尚佳，胡须打理得干净利落，说话时也显得很有力量。

1971年7月16日，林彪再度抵达北戴河，自此踏上了那无法回头的征程。

林彪三叉戟飞机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