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之女谈与江青的往事

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不幸遭遇刺杀，英勇捐躯。随后，我与母亲张曼筠及弟弟一同返回上海。在上海法学院的高一年级学习期间，因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我遭到了学校的开除。次年，我前往香港，就读于培侨中学的高二年级。同一年，我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细致周到的安排下，我们一家自香港启程，途径天津，历经重重封锁线，最终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在此，我有幸被分配至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深造，并荣幸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业期满后，我转至该校外语系，专攻俄语。次年，即1949年，随着北平的胜利解放，我随校一同迁至首都北京，继续我的俄语学习之旅。

1951年的新春佳节初至，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来自苏联的院士教授，他们肩负着为中央领导提供医疗服务的重任。医院亟需两名党员担任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两位年轻的延安党员——因而得以提前一个学期圆满完成学业。我们从军装灰转换为军装绿，肩负起了在北京医院担任保健翻译的使命。

1952年夏日的拂晓时分，我接到一项出差的任务：将负责陪同江青女士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同时担任她的翻译工作。

踏上征程之际，军委卫生部傅连部长亲自对我进行了严肃的训诫。

在出差途中，由于与家人失联，所有信件均需借助大使馆信使代为传递。同时，务必对出差任务内容严格保密，切勿向他人透露。此次任务中，我不仅需扮演翻译一职，还须承担江青同志的服务职责。任务完成后，请直接向我进行汇报。

9月6日，我身着鲜艳的红花连衣裙，另一身则是笔挺的绿军装，我的形象被送往南苑机场。机场内，一架苏联的专机正忙碌地做着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就在这一刻，毛主席与江青的身影突然从一辆轿车中显现。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

步入不惑之年的江青，着装得体，行走间腰板笔直，举止间流露出风度翩翩。她素颜朝天，却让人倍感舒心，待人接物亲切而平和，她的态度使我原本的紧张情绪得以舒缓。

江青与翻译张国男疗养于莫斯科。

苏联的专机设施尽显考究，其内部配备有卧室与客厅，自飞机升空起，我便与江青一同体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尊崇礼遇。

飞机在旅途中抵达伊尔库斯克，稍作停留以补给燃料。随后，航班重新起飞，直至夜幕低垂方抵达莫斯科。我们受到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派出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的迎接，她驾驶的黑色吉斯车享有特权，沿途的红灯会自动变为绿灯，确保了畅通无阻的通行。这类车辆仅供苏联政治局委员使用，直接驶向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医院——我们称之为“皇宫医院”，该医院专门接待来自国内外的资深官员。

病区由内室与外室两部分组成，内室空间宽敞，主要用作患者居住之用；相对而言，外室面积较小，专供陪护人员休息。

在这间病房里，早已有一位保健医生在此等候，他迅速为经历长途飞行后的江青进行了全面的健康检查。

经过数日的细致检查，最终确诊江青女士患有泥沙型胆囊结石，治疗上需进行胆囊冲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采取右侧卧的姿势，医生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缓缓送入，经过幽门直至胆囊。精确地将管头置于胆囊内部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患者调整至合适的体位，以确保引流管能够顺利进入胆囊内部。

在进行引流操作时，她必须频繁地通过管道进行交流。起初，我对这一做法感到困惑，以至于翻译工作变得尤为艰难。医生和患者都显得焦急不安，这无疑对冲洗的常规程序造成了干扰。幸运的是，我迅速调整了状态，很快便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她的言辞。

经过数个疗程的治疗，泥沙的痕迹几乎难以寻觅。遵照医嘱，我们来到了位于高加索地区的索契，那是一座专注于泥疗的疗养胜地。在此，我们每日将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以此进行泥疗。

二月，林利女士踏足莫斯科的“皇宫医院”，不久便迎来了新的使命。作为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掌上明珠，林利在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便被派往莫斯科继续深造。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她才重返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她多次随高级代表团远赴海外。在那个年代，她曾担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翻译。大会圆满结束后，她还肩负重任，成为江青首度赴苏联疗养期间的翻译。

1952年的金秋时节，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利同志担当了翻译的重任。会议圆满结束之际，林利同志陪同刘少奇同志及夫人一同前往高加索的索契度假疗养。恰逢江青同志亦在那儿接受泥疗治疗。

江青与林利邂逅，随即对她说：“与那些人相处，又有什么乐趣呢？不如跟我一起走，岂不是更好？”回国后，江青安排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对话，期望她能留下与自己同处。在江青的执意坚持下，林利最终答应放下列宁《哲学笔记翻译陪同江青。

此次所入住的病房设施完善，除设有专为病患休息的卧室外，还设有一间宽敞的房间，专供陪护人员居住。另外，还设有一间小巧的房间，集客厅与电话间功能于一身，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办公区。为确保安全，苏方特别安排了两名警卫轮班值守。

林利心知江青与毛主席的地位实难相提并论，她此番前来乃是寻求治疗，于是他提出建议，让江青主动向苏联方面提出取消特设的警卫员安排。江青虽显出不悦之色，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当时，苏联方面依旧坚持为她指派警卫人员。

3月5日的拂晓时分，护士们着手为江青准备胆汁检验的前期工作，若一切进展顺利，她便能踏上回家的路途。就在这关键时刻，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匆匆步入我的居所，迫切地要求立即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通知江青。我考虑到，在完成胆汁引流手术之后，再透露这一不幸的消息为妥，以避免紧张情绪对手术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与林利及医护人员商定，暂时不对江青透露这一噩耗。

卡尔东诺娃泪流满面，声音哽咽：“今日，全世界都应目睹苏联人民及其政党所承受的巨大苦难。我受党中央的委派，特地前来传达这不幸的消息给江青同志。”她踏入江青的住所，请求林利为她担任翻译。她同时指出，林利与医生决定暂时对这一消息保密，实乃一个严重的政治失误。

江青突然爆发，泪如泉涌，猛力拍击着林利的桌面，愤怒地斥责她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待情绪稍稍平复之后，医生为她施行了胆汁引流手术，竟然奇迹般地成功抽出了胆汁。

事后，江青对林利表示，她深刻领会并充分认可林利及其医生同仁所怀揣的善意。

数天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颁发了指令，命令江青与我及林利一道前往圆柱大厅，共同为斯大林举行守灵。尽管这一仪式只是短短数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却已深刻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此后，江青深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肝区疼痛频繁发作，于是便筹划在天气回暖之时前往南俄进行疗养。林利趁此机会，将国内单位同事寄给她的多封希望她重返工作岗位的信件呈上。江青阅后，怒火中烧，对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师哲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指责正是他指使他人撰写了这些信件。

林利紧接着主动与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取得联系，我们一同努力说服她让林利离开。然而，直至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江青仍泪眼婆娑，满怀不舍，却依然坚决地不愿让林利离去。

此刻，医生与护士长竭力安抚了江青的激烈情绪，确保林利得以平静地离开。在告别的一刻，她对我轻声说道：江青提到您的爱人曾是沈钧儒的秘书，属党内民主派的一员，她还提及您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

那时，我和林利均难以理解，她为何对我抱有如此看法。

直至“四人帮”的罪行被揭露，人们方才得知江青曾对提及她的前夫之一唐纳之事深恶痛绝。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情侣原本计划在同一天步入婚姻的殿堂。选择在杭州六和塔下结合，正是才子唐纳独具匠心的创意。他们特别邀请了上海知名资深大律师沈钧儒先生担任证婚人，而著名导演郑君里先生则身兼司仪与摄影师两职。我所目睹的，正是这三对新人以及沈老先生共同拍摄的照片。

郑君里在文革时期不幸遭遇江青的残酷迫害，最终不幸离世，这与他与唐纳的渊源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的风暴肆虐之际，江青通过叶群的协助，悄然造访了郑宅及四位三十年代文化界显赫人士的住所，其目的在于寻找一封关系重大的信函。

1957年，毛《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

她勃然震怒，随即向郑君里寄去了一封急信，迫切地索要唐纳在法国的通讯联络细节。

在与江青的对话中，我偶然谈到了唐纳的现状。江青的面色立刻变得阴郁，并未作出任何回应。这便是她将我冠以复杂社会关系之名的原因。

于病榻之上休养之际，她常以观赏电影作为消遣，其中那些译制片尤为令我难以忘怀。《红与黑》幸得我先前研读过这部名著，并在阅读的同时进行翻译，这才勉力克服了这一难关。

看过苏联国产片《第四十一她不禁感慨地叹息道：“这部影片竟然遭禁，实属遗憾，但男女主角的演绎却堪称极致，令人深感惋惜！”

她曾向我透露，胡乔木希望她能够加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协助进行电影审查工作。而我对蒙太奇、淡入淡出等电影专业术语的首次接触与理解，正是得益于江青的一一阐释。

江青曾步入大剧院，目睹了一场芭蕾舞的演出，那是由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演绎的《红罂粟花》。她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为此剧对中国人的形象构成了亵渎，于是坚定地表示不再观看。在她眼中，普列谢茨卡娅继承了乌兰诺娃的衣钵，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功勋艺术家。最终，我们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包厢中，一同观看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

再次沉浸在那位备受赞誉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倾倒众生的演出之中。《三姊妹》演出落幕之后，她带着一丝嘲讽向我低语：“你唱歌确实有模有样，不过形象方面似乎并不尽如人意——身材过于丰腴，让我几乎无法忍受。尽管我一度萌生了中途退场的念头，但又不忍心看着包厢突然变得空空荡荡，显得太过失礼。”

“他们那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可谓昭然若揭，面对此种态度，我们自当坚守立场，毫不示弱。在关键时刻，更应勇敢站出，予以有力反驳。”这正是她的行事信条。

在此地，所有费用均由公共资金负担。考虑到我国外汇储备的有限性，我们均不应接受出差补贴。

那日，她在信中得知，协助她料理家务的姐姐的儿子成功被北京一所著名高校录取。于是，她委托我代为联系汪东兴。在电话中，她不厌其烦地询问外甥是如何进入这所高等学府的。直到对方明确表示是凭借个人努力考取，她才放心地挂断了电话。

她语气深沉地对我言道：“无论我们投身于何种事业，都须深思熟虑，考量其可能引发的种种后果。”

高层领导当时确实以身作则。

我敏锐地发现，无论身处何地，她总是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深思熟虑。着装得体，头发梳理得井井有条，即便她的双腿有些许罗圈，行走间，她的身姿依旧显得挺拔。站立时，她姿态端正；坐下时，她稳重自持；甚至在用餐时，她的举止亦流露出那份独到的风姿。

用餐之际，应紧闭双唇，以免产生嘈杂声响；若品尝面条，请先用叉子卷起一小撮，随后缓缓送入口中，细细品味。

在疗养院游泳池的边缘，我有幸担任江青的游泳教练。作为一名初学者，她展现出了小学生那般的天真无邪和勇敢，对我的每一句指导都全然信任，勇于尝试。她严格按照所学动作一丝不苟地进行练习，不久之后便熟练地掌握了蛙泳的基本技巧。

江青料想不会在苏联的酷暑中度过，故而我们此处仅有冬装可供选择。她指示我联络汪东兴，并委托王光美为我们挑选几匹适宜制作连衣裙的丝绸面料，同时她还指定了几款中意的色彩。鉴于王光美独具的审美鉴赏力，她挑选的面料定能令人称心如意。一切选购事宜完成后，我们将这些面料委托给了访苏代表团带回国内。苏共中央设有专为高级干部定制的服装裁缝，因此夏装的制作进展迅速，不久便顺利完成。

随着夏日脚步的临近，江青带我及两位安保人员一同登上了火车，抵达了黑海畔著名的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入住了一座雅致的别墅，这座别墅曾是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三位领导人举办“雅尔塔会议”的居所。而我们下榻的正是罗斯福总统曾经居住的利瓦季亚宫，它紧邻海岸线，仅一步之遥。

江青在雅尔塔沿海

日复一日，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刻莫过于投入黑海浩渺的碧波之中。这片海域，宛如专为江青量身打造，拥有巨石点缀的宽广沙滩，以及停靠小舟的便利设施。

在这片波涛之中畅游，一旦跃入，便仿佛沉入无垠的深渊，底部遥不可及。江青悠然地坐在岸边一张椅子上，静静地沐浴着海风的轻柔吹拂，她的目光随着我穿梭在深邃、泛着黑蓝色的海水中。

那日海浪比往日更为汹涌澎湃，我尽情畅游至更远的深处，她站在岸边，目光逐渐模糊，焦急的情绪在她脸上显露无疑。我不清楚她如何与安保人员取得联系，然而，那位安保人员即刻划着小舟，急匆匆地赶来寻找我。自那事件之后，她便严格限制我游泳的距离，唯恐发生任何意外。

在这座阔绰的宅邸之中，除了两名负责安保的职员、一位烹饪大师以及一位女管家，别无他人。江青因此只能与我进行交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对话频繁而深入。遗憾的是，尽管时光荏苒，已过去六十余载，我却未曾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也一向不佳。因此，我仅能模糊地忆起一些刻骨铭心的片段。她曾说道：

父亲身为一位木匠，酒瘾深重，每至醉酒，便动辄挥拳，母亲与哥哥们便成了他发泄怒火的替罪羊。作为家中幼子，我侥幸得以免受其害。然而，在学校上课时，我时常仿佛能听到母亲那求救的呼喊声，这般的刺激让我难以承受。小学毕业后，我决然离家，投身于一个老旧的戏班，开始学习京剧。在那段时光里，我历经了无数艰辛。

继而踏足青岛，我于大学图书馆担负起职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有幸亲耳聆听过闻一多先生的教诲。党组织派遣我前往上海，在那里我担任了一名女工，同时在工人夜校中执起了教鞭。

出于对身份泄露的忧虑，我得以踏入戏剧领域。在此期间，我曾主演《娜拉》与《大雷雨》，这两部作品均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因此，我的艺名蓝苹逐渐声名远扬，鲜有人知晓我的真实姓名——李云鹤。我的女儿也沿袭了我的姓氏，名叫李讷。

贺子珍对孩童并无特别的偏爱，至于我的女儿姣姣，则是我从农夫手中领养，随我姓，改名为李敏。她自幼便被送往苏联深造，归来后，对中文的运用略显生疏。她更愿意留在我家中，不愿前往母亲那里。

在她的言谈间，她总会自豪地提及自己是如何在学习主席的榜样，无论是书法还是签名。她曾当场为我展示，询问我是否觉得她模仿得有几分神似。当我给出肯定的评价后，她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她效仿主席多读书。江青曾言：“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南海的夫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党小组。”

在雅尔塔悠然的休养期间，她的心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平和而宁静。

林利、苏联籍的保健护士、江青、张国男。

随着盛夏渐行渐远，两位安保人员均建议我向江青提出启程返回莫斯科的事宜，理由是气温渐降，不利于健康。然而，她似乎有所犹豫，未答应我的请求。

数日之后，再度有人命我向江青提出返回莫斯科的请求，她虽勉力应允。

八月间，莫斯科的气候已然酷似北京的深秋，江青因两地温差显著，略感风寒。她召见我时，面带愠色，怒气冲冲地说道：“分明是你和保卫员两人，都急于返回家中，竟然联手捏造出一大串借口，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我步入房内，心中的委屈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忍不住泪流满面。为了不惊扰到周遭忙碌的服务人员，我尽量压制着哭声，使其尽量微弱。

我天性中带有几分男儿的刚强，父亲离世之际，我曾痛哭失声，但那之后便再未曾落泪。江青察觉到我的眼眶泛红，似乎察觉到了我之前的泪水，于是便责怪我不顾形象，担心旁人会误以为我遭受了她的欺凌。

9月初，我终于迎来了返回北京的时光。她特意对我说：“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与你谈及我的近况，我对他并无好感，他事事都想插手，事事都想了解。除了病情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要提及。这真让我犯了难，我究竟该如何向他汇报呢？”

我们再度乘坐专机，此行搭乘的是苏联制造的图—104喷气式飞机。飞机上，伴随着为她提供医疗保健的资深女医生以及两位忠诚的保卫人员，我们直飞北京。

出乎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的意料，飞机尚未完全停稳，毛主席便向我们热情地挥手致意。

我们随江青步出机舱，毛主席依次与众人握手致意。待我一一介绍完三位随行陪同后，飞行员亦紧随其后。毛主席在握手之际，亦与飞行员交谈，询问道：

“我还未曾体验过贵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能否让我上去试坐一次？”

机长答：“当然。”

毛主席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飞机，稍作停留后，他满面笑容地走下飞机，兴奋地跟大家分享道：

“我也坐过图104。”

数日之后，为表达对历时整整一年的治疗与休养之感激之情，江青特意设宴款待了全程陪同的每一位成员。我向傅部长做了详尽的汇报，所做工作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可，终于顺利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5年的春初，我的长女王力平降临人世。得益于母乳的充足，她的成长显得尤为健康。然而，到了五月初，我接到了新的任务——陪同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这迫使我不得不忍痛割舍，放弃了我心爱女儿最宝贵的营养来源。

临近出行日期，我们急需采取断奶措施，依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采用绷带对胸部进行紧束。身患发热的我，在天津知名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平日里从不晕机的我，却在飞机上剧烈呕吐，所幸得到了俞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

原本，她接受的是协和医院知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诊疗。然而，她觉得林教授的力度过大，言谈间缺乏温柔，心中对其颇感不快。因此，她选择了俞教授作为自己的主治医师。这些情况都是我事后才得知的。

我们火速赶往莫斯科，旨在为江青的苏联治疗子宫颈癌事宜先行铺路。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首先抵达了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的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与苏联的专家们对江青的病情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最终确诊为原位癌前期，无需进行手术治疗。经过商议，决定对她实施局部子宫颈的放射治疗，江青对此治疗方案表示了同意。

当时，北京医院的知名内科专家吴洁，携同我院的翻译徐五凤，将莅临参加学术会议。恰巧，他们得以顺道陪同江青一同乘坐飞机抵达。江青更是盛情款待，邀请他们于别墅中逗留一日。

此次，特地安排了北京医院一名刚加入江青身边工作不久的保健护士——林爱。在无需翻译的情况下，林爱负责照料她。

日日与餐桌上，俞教授、我及小员相伴于她，她与俞教授的交谈尤为频繁，我深感她言辞得体，态度亲切。

不久后，江青突然向我提出：你不妨暗示俞霭峰，或许他可以着手准备回国的事宜。我心中不禁疑惑，不知俞教授究竟何处得罪了江青，使得他很快便离去了。

继林利在北京再次接到中央的指令，作为江青的随从抵达了这座别墅，她发现这里已有护士员林爱及我。林利心中不禁泛起一丝不快。

江青在此次化疗过程中遭遇了不适，心情低落，性情亦变得急躁。林利心生一计，冒险进城，向远在莫斯科的周总理陈情，阐述其返京的必要性，却并未获得总理的认同。随后，她不厌其烦地与江青恳谈，最终，江青被她的坚持所打动，答应让林利携带一封致毛主席的家书返回京城。

这次有了员林爱的加入，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尤其是晚上协助江青入睡的任务，我得以解脱。回想起那年的第一次经历：

江青难以入睡，每晚她躺下后，都会在背部垫上一个斜枕，保持半躺姿势。我则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与她一同玩起扑克牌。我们玩的是一种源自苏联，名为“傻瓜”的简单玩法，无需动太多脑筋。

她时常难以静心，我们各自摊开一张毫无新意的牌，往往是我先一步沉静下来，尽管我疲惫不堪，却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游戏，生怕她察觉到我的困意，否则她会感到不悦。

夜深人静之际，偶尔也将我从梦中唤醒。概括而言，每夜的时光对我而言都是一段难耐的煎熬。原本轻松入睡的我，也逐渐陷入了失眠的困境。回国以来，我常常依靠服用那味道极苦的水化氯醛来助眠。

此次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在夜深人静之际，我被员林爱唤醒，只见一只硕大的绿蝇在江青的卧室内嗡嗡作响，盘旋不去。

在苏联，我们被告知这里遍布着卫生蝇，因其国家境内无传染病肆虐，故而无需配备蝇拍，更无需杀虫喷雾。别墅的房间宽敞高挑，我们两个身材娇小的身影，又怎能对付这恼人的“不速之客”呢？无奈之下，江青只能借助安眠药来度过那个夜晚。翌日，我们才得以召唤保卫人员，成功驱逐了这个“入侵者”。

江青并未选择住院接受治疗，她每次均是亲自前往妇产科临床医院，将携带有放射性钴的小棒置入子宫颈口内，以实施治疗。

治疗过程虽不冗长，然而她的白血球计数却迅速跌至两千以上。自那以后，她竭尽全力尝试提升白血球水平。由于免疫力严重下降，她显得格外脆弱，仿佛一阵微风便能将她吹倒。

我们的职责，由医生所赋予，便是确保她远离感冒的侵扰。室内温度需恒定，而在外出散步时，江青女士不仅关注气温与风力，更注重风向的变化。在出门前，必须先将身体上的虚汗擦干，着衣时应动作轻柔而缓慢，以免再次引发汗水，若是如此，便需耐心等待汗水自然风干。

除了一次外出医院就医之外，我未曾跨出别墅院落的大门半步。后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那里我曾数次瞥见邻居家居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涅日列夫，他总会向江青点头致意，问候声此起彼伏。

江青曾在此邀请了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的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一同于别墅中共享午餐。

在我到来之前，她叮嘱我不要向苏方人员透露来客的真实身份。起初，我不解她为何会担心被人知晓她将见一位演员。然而，后来我渐渐明白，她的顾虑源于不愿让旁人知晓自己曾经学过京戏，以及那段30年代演员的往事。

午餐时分，她吩咐我和员林爱将饭厅两侧之门严密关闭。餐桌上，她不吝对程砚秋先生的艺术才华予以高度评价。午餐结束之际，她向程先生提议，能否即兴清唱一曲《荒山泪》，这出戏是她尤为钟爱的。

程先生轻柔地吟唱了一曲，江青率先轻拍双手。她温柔地对程先生说道：

今日，我有幸能如此贴近地聆听程先生的清唱。我之所以倾心于程先生的戏曲，乃因其能够依据剧情及个人的嗓音特点，灵活调整原有的唱腔。我对您这种创新精神尤为赞赏。在关于京剧青衣梅程两大派的喜好之争上，我曾与周恩来总理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我偏爱程派的表演，自认为是程派的支持者；而总理则更钟爱梅兰芳先生的戏，属于梅派，且被视为较为保守的一方。

她送走客人后，语气坚定地对我说，尽管梅兰芳的唱戏风格沿袭传统，缺乏创新，但总理却颇为青睐。

周总理对江青亦关怀备至。每当他莅临莫斯科，即便日程再繁忙，亦会抽出宝贵时光前往别墅探望江青。他向她详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高岗、饶漱石事件等，并关切地询问她是否有所需要。

总理留意到江青渴望品尝绿叶菜，于是在他返回京城不久后，我们便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告知已有人代为送来一箱新鲜的蔬菜。蔬菜送达后，江青指示我转告厨师，这些菜肴他们并不擅长烹制，她本人将亲自指导烹饪。

我陪同她前往厨房，精心烹饪了一盘鲜美的菠菜。随后，我邀请厨师及在场众人品鉴，收获了如潮的赞誉。自此，苏联的厨师们亦掌握了炒蔬菜的技艺。

转眼间，半年时光已逝，江青的白血球数量依旧未能显著上升，因此决定返回北京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

员林爱始终守护着身携放射线的江青，与其接触频繁，却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她自幼家境贫寒，12岁便开始辛勤工作以养家糊口，体质本就羸弱，如今她的白血球计数更是跌至两千余。

再者，鉴于彼时出国旅行的规矩是身着裙装，她不幸遭受了腿部受寒之苦，腿上出现诸多红斑，最终引发了风湿病症。

在此次归程前夕，她委托卡尔东诺娃购置了一款苏联生产的静态黑熊玩偶，作为赠予我女儿的礼物。这款玩偶一旦上弦，其头部便能灵活转动，而其双爪亦能随之活动。我不禁猜想，这或许是她为了陪伴我哺乳中的女儿，而特意带来的病榻补偿。

“然而，当我踏进家门，目睹因断奶转而饮用牛奶而脸上布满红疹的爱女，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她甚至未能认出我，我急忙掏出小黑熊，借此拉近了我们母女间的距离。”员林爱后来如此述说。

1956年五月，江青已完成放射治疗整整一年，遂需前往莫斯科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显示，状况令人欣慰。她亦感精神状态良好。

苏共中央精心安排了江青与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面，以祝贺她康复。此次会见共有四位贵宾：斯大林继任者、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夫人。

“不妨考虑加入我们学院，继续深造。”

江青闻言，先是一愣，继而回应道：“待有机缘，我必前来贵院深造。”

此次对话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融洽，不久便匆匆落幕。

归途之中，江青坐在车内，对我言道：“这几位夫人的素养实在不高，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言谈举止毫无分寸，竟妄言让我前往她的学校就读，荒谬至极，她的傲慢可见一斑。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夫人则显得朴实而和善。”

此次会面严重损害了江青的自尊，她在逗留三个月后便返回了北京。

此后四年，我与江青大约有四次见面机会。头三次会面，均是她前往北京医院接受胆汁引流手术。她邀请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她相信我了解哪种卧姿能让引流管顺利进入她的胆囊；二是她在说话时含着引流管，我能够清晰辨识她的言语。

那一次，是我院内科的张惠芬主任亲自将我召唤至她面前，她的神情中透露着无奈，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说道：“我们已多次尝试胆汁引流，但她仍对我们的技术有所顾虑，因此特地让我请你过去。”

那是在1959年的最后时刻，在与江青的交谈中，我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信息——我所追随的最后一任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已离世。其他担任翻译的同行，先前均具备医学背景，如今均已转行成为医生。而我，仅通晓俄语，内心深处渴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专攻一门学科。

不久前，我与江青的相聚尚在佳节春节之际，突然收到了一则通知：江青女士诚邀我至她的中南海府邸共进晚餐。

我依照指定的时间，骑上自行车抵达了中南海。出乎我的意料，毛主席竟然也一同前来用餐。

毛主席在询问了我数个问题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工作中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务必广泛涉猎，多读书籍，方能使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上大学并非唯一的途径，我自身未曾踏入大学之门，江青同志亦是如此。”

这场高级别的晚宴乃江青精心筹划，显然意在消除我追求大学教育的决心。或许，这也算是对我屡次为她效劳的一丝答谢之意。

1960年，依照院党委的部署，我有幸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深造整整一年。学成归来后，我得以担任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并最终晋升为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彼时我身为中层领导干部，却不幸成为造反派眼中的“劳动改造”对象，被迫在病榻旁的病房里擦拭地板。

1967年，前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医生魏琳向我出示了一本小册子，册中详述了汪东兴与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以及上海两位医学专家对江青病情的诊断意见。他们认为，通过客观检查，江青的症状并未如她所述那般严重。

我因查阅了一本记载江青病情的私人文档，疑有泄密之嫌，遂被囚禁于医院地下室长达十个月之久。最终，我被以“泄露机密即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挑战”这一罪名，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处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魏琳的遭遇比我更为凄惨，她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长达六年的囚禁生涯。

1969年，我有幸踏入五七干校，年终之际，更荣幸地荣获北京医院连队颁发的优秀“五七”战士称号。

头顶的光环仅闪耀了短短两个月，春节归京休假之际，连领导却将我冠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随之，我遭受了半年的禁闭，沦为专政的对象，被迫参与劳动长达三年。

1973年，我重返医院，被委以重任，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并积极参与了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学习班。随后，我虽感无奈，却当选为医院医务处所辖党总支书记。这一职务的任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加诸我身上的种种不实之罪，随着江青的罪行被揭露而得以昭雪。凭借十五年来在图书馆工作的卓越成绩以及数篇学术论文，图书馆学会为我评定为副研究馆员。至1987年，我正式离休。

江青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瞧，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多么明显。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能示弱，必要时，我们也要挺身而出，予以反击。”她正是这样付诸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