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抗美援朝

在抗日战争的尾声，曾爆发过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战役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抗日局势，更影响了未来中国20年后的历史。有人曾评价说，正因有了这一场战役，才有了后来的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为重返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而这场在历史上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战役，名字叫做：豫湘桂战役。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依稀可见到胜利的曙光：在斯大林格勒，150万德军毙命风雪；在阿拉曼，德意联军折戟沉沙；在中途岛，日军的坚船利炮灰飞烟灭。为了早日赢取战争的胜利，划分战后的世界格局，美、英、中三国首脑齐聚于刚在德军兵峰下得以保全的开罗，史称为“开罗会议”。而蒋介石，同样在会议受邀之列，以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区总司令的身份参会，这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开罗会议）

在开罗会议上，美、英、中三国元首一致认为，此时日军如困兽犹斗，其精锐部队均在太平洋战场，而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空虚，正是中国部队开展反攻，收复失地的绝佳良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希望蒋介石能够指挥国军精锐部队，向华东一带开展反攻，于日军手中收复华东。华东地区距离日本本土最近的上海，仅有690公里，若能被国军部队收复，美军便可以此为据点，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尽早结束战争，而蒋介石则对罗斯福的提议满口答应。但是，令蒋介石和罗斯福都未能料到的是：那时的日本军部，正在酝酿一个前所未有的反扑计划，而开展反扑的地点，正是选择在豫、湘、桂三省。

历经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战役等一系列的溃败，日军本土已经在那时面临可能被美军远洋舰队封锁的风险。也正是因为如此，强弩之末的日军才会选择试图在华夏大地上开展一次大规模攻势，打通豫湘桂三省至东南亚占领区的陆路交通线，继续为日本的战争马车续命。然而，豫湘桂自南向北横跨100多个城市，面积超出20多万平方公里，若军队在这样绵长的战线上轻举妄动，将有被切断补给的风险——可这也正是日军作战计划的疯狂之处。

1943年秋，一份名为“一号作战”的作战计划在日军内部出台：为确保此次堪称“赌博”这一战的胜利，日军进行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最大规模的陆军动员，将华夏大地上的乙种师团、丙种师团提升为甲种师团，若将特种作战部队和支援作战部队计算在内，单位师团的人数可达2万人以上。而在长期困扰日军的后勤问题上，军部也做出了充足准备：单以飞机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存量，调至中国战场的弹药储备也足以陆军使用2年时间。更有67000匹骡马，13000辆运输汽车被用作后勤调度。

1944年4月17日，郑州、洛阳等地区遭到日军1个军，5个师团，3个旅团，共计14.8万人的进攻，而领军者正是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面对着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势，国军虽然在1944年春季就有所准备，但却依然难抵蓄谋已久的日军。负责第一战区的国军司令官蒋鼎文，只命令本战区的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计40万人，依托黄河防线对日军开展阻击。然而，凭借着装甲和制空优势的日军部队却依然强渡黄河，兵锋直指洛阳。同年5月，日军便以6万兵力占据河南，击溃省内的全部国军，控制了从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实现了“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

听闻国军在河南全线溃败后的蒋介石，立即于黄山召开整军会议，在会上他将负责第一战区的司令官蒋鼎文、副司令官汤恩伯革职。除了因二人指挥的国军在前线吃了败仗外，蒋介石将二人撤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据同国军一起撤下的美军、苏军军事顾问汇报，在向河南境外撤退之际，有相当部分国军在途径村庄时烧杀淫掠，致使激起民愤。号称“水旱蝗汤”的汤恩伯更是在行军途中遭农民缴械，他本人化身成伙夫才得保全性命。

然而，蒋介石在黄山的整军却并未能挽救国军的整体颓势。在日军成功控制京汉铁路之后，便开展起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第二阶段：以打通湘桂铁路为目标，进攻长沙、衡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长沙是蒋介石为国军树立的“抗战标杆”，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未能完成战略目标。而当时镇守长沙的国军将领，正是创造“天炉战法”的薛岳。而指挥日军，进攻长沙的将领，则是此前便参与过三次长沙会战的横山勇士。

但是，此时镇守长沙的薛岳，既没有料到1943年常德会战后不久，日军便会开展第二轮大规模进攻，也没有料到河南前线国军竟于短短三周之内，便遭溃败，于是只能仓皇迎战。虽然在此战中薛岳指挥的国军曾重创日军第11军5万余人，但是在同年6月，长沙依然被日军攻破，豫湘桂战役中的第二阶段作战自此结束。

（豫湘桂战役期间的日军）

长沙沦陷后，日军距离实现“一号作战”计划的目标仅剩下了广西这“最后一公里”的路程。而当时的广西也正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二人的地盘。在攻陷长沙，占领湖南以后，日军冈村宁次所属部和横山勇便合兵一处，对广西桂林、柳州等地开展进攻，而国军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和此前被革职的汤恩伯，共合兵20万人，驻守广西省内的各处战略要地。

然而，此前屡战屡败的国军已丧失斗志，而桂系军阀也不愿调集精锐兵力，对日军进攻开展积极防御，致使当年11月，桂林、柳州等地宣告失守，而美军支援国军的陆军航空队30架支援机也在这一战中被日军所摧毁。在桂柳战役结束后，日军便打通了从华中至越南的交通路线。

在1944年，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场都节节胜利，捷报频传之际，国军却在豫湘桂三省战场上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溃败，国军在37天内连丢38城，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4个省会，140多个城市落入日军手中，6千万华夏儿女遭侵略者铁蹄蹂躏，这使得豫湘桂战役在史学界又被称之为“豫湘桂大溃退”。

为什么国军会在这一战中败得如此惨烈？常言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豫湘桂战役中，国军的大溃退，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于国民党蒋家王朝的腐败：当时抗日战争已历时7年，因日军侵略，国统区的税源因此大大萎缩，又因连年战乱，蒋家王朝的财政早已十分困难。为挽救财政颓势，蒋家王朝将法币政策一改再改，终致使国统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仅民不果腹，国军士兵军饷发放也成问题：当时国军少尉军衔排长的月薪为42元法币，而当时街头的一碗面就需3元法币。

而以汤恩伯兵团为代表的国军部队，吃空饷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致使国军战斗力低下，民众对腐败的国军在那时更是深恶痛绝。而从战术上来看，薛岳发明的“天炉战法”虽能让国军在长沙、衡阳战场上屡屡重创日军，但天炉战法的作用，是建立在日军对城市采用钳形攻势，孤军深入的基础上。而历经三次长沙会战的兵败，日军也在豫湘桂战役之中吸取了教训，并未深入“天炉”，而国军则因此前作战的胜利而对战法毫无改进，这也是豫湘桂战役中国军失利的另一重要原因。

国军在豫湘桂的大溃退，在国际上引发了连锁反应。当这一消息传至美国国内时，美国媒体界舆论哗然，更是报纸直接批评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声称其“支援了一个在中国已丧失民心的军队”，而蒋介石身旁的美方军事顾问史迪威更是秉笔直书：建议美国不要在国民党的身上投注没有意义的努力。最终，罗斯福意识到依靠国军击溃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残部已不可能，于是便有了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这一次，蒋介石并未在会议受邀之列，而在这次决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上，罗斯福为减少美军伤亡，早日结束战争，向斯大林提议苏军出兵东北，消灭驻华关东军。而作为出兵条件，英、美默许了苏联在出兵之后保留此前在东北的大部分权利，也正因如此，才为后来我军的抗美援朝埋下了伏笔。

（雅尔塔会议）

而在此次会议上，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便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蒋介石的国军经历豫湘桂溃败后，英、苏两国均反对蒋介石统领的民国拥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不过罗斯福却是极力维护蒋介石的民国政权在五常中的地位。然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却并未遵守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直至1971年，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才得以恢复。

在战场的另一端，虽然日军获得了豫湘桂战役的胜利，然而却依然输掉了战略：在豫湘桂战役期间，日军因调集大量兵力投注于中国战场，致使太平洋战场空虚，美军在日军实行“一号作战计划”期间，成功夺取塞班岛。而这一岛屿上的空军基地，同样可对日军本土进行战略轰炸。1945年8月，两颗分别在广岛、长崎冉冉升起的蘑菇云，更是敲响了旭日帝国的丧钟。

而在华夏大地上，虽然日军夺取了豫湘桂三省，但这也意味着日军需要部署更分散的兵力镇守不同铁路和城市要点，而这些铁路和城市要点则遭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的沉痛打击。在国军于豫湘桂地带大溃退之际，晋察冀边区却接连收复村庄9000余个，晋冀鲁边区连续解放县城11座，晋绥边区收复村庄3100多个，山东军区连续解放县城八座，从日军铁蹄下得以拯救的民众更是超过500多万。战争的结局，已向世人证明，华夏大地的人心究竟倾向何处。而这也让几年后风云未卜的解放战争，实际上在那时就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