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岁月：刘志丹的历史地位有多高？

众多人对刘志丹的生平知之甚少，甚至鲜有人提及其名。原因亦不繁复，刘志丹于1936年英勇献身，时年仅33岁，未能见证随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然而，若你洞悉他的过往，便会明了，此乃一位勇猛之辈。若非其勇猛，亦难登36位军事家之列。

这份36位军事英才名录中，包括五位国家领导人，十大元帅，十大将，其余11位则是于新中国成立前英勇牺牲的高级指挥官。刘志丹便是这11位先烈之一。

这份名单昭示，其选拔标准乃是以大将军衔以上为门槛。换言之，若刘志丹未曾过早陨落，其在建国后所获军衔至少当为上将。

透过故事的叙述，我们得以窥见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妨趁此机会，结合大西北那段难忘的往事，一同追溯刘志丹先生的生平历程。

壹 中央红军为什么去了陕北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紧随其后，那位曾以浓眉大眼著称的汪精卫亦背叛了革命事业。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曾经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走向了终结。

许多人疑惑，为何这两位被称为“叛变革命”？他们原本不都是国民党的成员吗？

这便引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篇章。自1924年至1927年，这三年间，国共两党宛如一家，携手共进。然而，到了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突然背叛，对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发动了血腥镇压，导致双方血流成河。中共由此被迫由合法地位转入地下斗争。因此，那些在白色恐怖下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便被统称为“地下党”。

然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众多实干家，亦纷纷在各地展开武装割据，以枪杆子反抗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起义和根据地的建立虽时有发生，但鉴于敌我力量的巨大差距，多数尝试终究以失败告终。

至1934年，随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长征拉开序幕。彼时，放眼望去，实力尚存的根据地仅有两处：一是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他们在湘西地区活跃；二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他们驻守在川陕边界的区域。

此刻，对于中央而言，当务之急唯有确定一个稳固的立足之地。

起初，中央红军的征程旨在前往湘西与贺龙会合，然而，湘江一役的惨重损失，加之蒋介石对红军行踪的精准预判，早已在沿线布下了陷阱，静待中央红军自投罗网。在危急关头，一直置身事外的毛主席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转向贵州，并主持召开了那场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的决策中，并未直接确定追寻红四方面军的路径，而是着眼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区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随着敌方军事压力的持续增强，原先在当地的驻留计划已变得不切实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转移至跨越长江，寻找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案才应运而生。

接着，毛主席巧妙指挥，实施“四渡赤水”的卓越策略，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终于渡过长江。此后，历经艰难险阻，攀越崇山峻岭，于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部队汇聚一堂，本应是历经磨难后的甜蜜收获。然而，分歧很快浮出水面。张国焘目睹中央红军的实力不及红四方面军，内心开始膨胀，进而觊觎党的领导权。

这一过程极为繁复，中央方面已作出极大的妥协。然而，张国焘并未就此满足，随之而来的是那场著名的“南下北上之争”。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则带领红四方面军南征入川。

这恰如毛主席所言——“人生至暗时刻”。在遭遇极端困境之际，组织的分裂无疑雪上加霜，对本身就处于严峻挑战中的中共中央而言，更是如同一把利刃刺入心脏。毛主席最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红四方面军无人响应中央的号召，选择背离而去。

洞悉了此中道理，便能领会刘志丹与徐海东在陕北抵达后，对中央的无条件遵从，此举令毛主席深感欣慰。

纵然计划北进，然而当时中央红军并未确立一个确切的目标地。在两河口会议中，他们决定前往川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然而具体应当前往何地，众人心存疑虑。毛主席甚至设想了最不利的情形，若是川陕甘地区亦难以立足，那么便转而前往内蒙古边境，寻求苏联的支持。

显而易见，对于那时的中央红军而言，一个可靠的驻足之地显得尤为宝贵。

转机迅速到来。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辛，终于踏出了藏民区，抵达了哈达铺。此处乃一繁华小镇，红军得以趁机稍作休整，深吸一口气，缓解了连日来的疲惫。

至关重要的，正是在此处，毛主席他们得以获取了几份报纸，终于得以窥见外界的一丝风闻。

《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吸引了毛主席的密切关注。

“在陕北的二十三个县域中，每一县均呈现出赤化态势，其中八县已实现全面赤化，另有十余县则处于半赤化的状态。”

“盘踞于陕北之地的是红军第二十六军，由军长刘志丹指挥，下辖三支师团。麾下还设有十四个游击支队，以及众多的小组、赤卫队等组织。目前陕北的局势，与民国二十年江西的情形颇为相似。”

竟在陕北发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根据地，毛主席他们心中的惊喜难以言表。

毛主席猛地一拍大腿，毅然决然地起身，踏上了前往陕北的征途，去寻找刘志丹。

言尽于此，实则意在阐明一点：刘志丹在陕北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对于陷入困境的党中央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显而易见。

问题是这样的。在那个时期，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边苏区都相继失守，革命局势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那么，为何陕北还能建立起如此庞大的革命根据地呢？

不得不聊刘志丹。

贰 威望极高的老刘

刘志丹，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汤镇，今之志丹县。在他英勇牺牲之际，为缅怀其丰功伟绩，保安县遂更名为志丹县。

他出身于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世家。他的祖父乃清朝贡生，以教书为业，仗义疏财，在当地民间享有一定的声望。他的父亲名叫刘培基，曾是清朝秀才，一位饱学之士，后转而经营小本生意，还曾担任金汤镇民团的文书，可谓是半个社会人士。

刘志丹早年便脱颖而出，考入享有盛誉的陕西榆林中学，该校当时的校长为杜斌丞先生，其思想颇为开明。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知名人士曾在此任教，他们不仅是刘志丹学术生涯的启蒙者，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

刘志丹，正是在榆林中学的校门前，初尝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甘霖，随后，他陆续加入了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25年，秉承党的派遣，刘志丹踏入黄埔军校，开始了第四期军事深造之旅。正是这位刘志丹，成为了黄埔四期的光荣校友。

黄埔军校第四期走出了众多杰出将领，其中我党阵营涌现了林彪、伍中豪、赵尚志、刘志丹等杰出人物；而在国民政府一方，胡琏、李弥、张灵甫等亦同为此期学员。

提及此点，或许有人疑问：黄埔军校不正是蒋介石培养军事精英的摇篮吗？为何共产党人中也有众多曾在此求学？事实上，情况远不止如此，在我国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十大将中则有三位，都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周恩来总理在那时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期，我党积极参与协助国民党招募黄埔军校的新兵，其中不少新兵最终加入了党的行列。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右翼势力对共产党的态度突变，原因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原本是来归附我们的共产党人，怎么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变成了我们的追随者？

1926年，刘志丹投身于北伐战争，当他的部队抵达江西，他接获了新的指令，随即转赴冯玉祥麾下，担任陕西政治部组织科的科长一职。

冯玉祥当时与苏联建立了联系，由此间接地与我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伙伴。

然而，转瞬之间，岁月流转至1927年。正如前文所述，那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冯玉祥的处理方式尚属温和，他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貌地”送出了国境。

刘志丹回陕西老家继续革命。

自1927年至1931年，刘志丹致力于兵运工作的开展。所谓“兵运”，实则是对士兵运动的简称，其通俗解释即在军阀麾下工作，同时暗中策反，将士兵转化为己方力量，以备日后发动起义。

以一推三，同理，“工运”亦然。刘少奇、项英等人均曾投身于工运事业。

在革命初期，此乃常见之举，我党所掌控的多数武装力量均源自于此。南昌起义的主力军由叶挺与贺龙的部队构成，起初均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继之，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其主力部队为卢德铭的警卫团，该团亦系由叶挺独立团抽调精锐所组建。

刘志丹的兵运工作不顺。

1928年四月，在唐澍与徐志丹的率领下，以许权中旅（隶属于冯玉祥国民军）为核心力量，发起了“渭华起义”，遗憾的是，起义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历经辗转，我先后投身于数个军阀部队与民团之中，费尽周折才勉强聚集了数百人。然而，却不幸遭遇反动势力的猛烈打击，队伍顿时溃散，人数归零。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另寻他处，重新招募人员，策划暴动，却又一次被无情击溃。

提及此事，或许有人会心生疑惑：刘志丹究竟有何出身？他为何能在军阀部队与民团之间自如穿梭？

提及刘志丹在陕北地区，他的名声颇响。他的祖父与父亲均为德高望重之辈，而其父更是曾任职民团，因而结识了各阶层的朋友。刘志丹本人投身革命事业，招募同志，亦加入了哥老会，并担任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二号人物。

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小军阀遍布，各怀心思，纷纷试图壮大自己的势力。刘志丹在当地颇有人脉，轻而易举便能召集百余人，因而成为了众多小军阀争相拉拢的对象。

谈及刘志丹与贺龙的境遇，二者颇有些相似之处。尽管刘志丹未曾如贺老总那般拥有呼众而应的威望，但他在当地社会中的声望颇高，人送外号“老刘”，深受众人的尊敬与喜爱。

屡次兵运受挫后，刘志丹认识到单纯依赖他法如同借鸡生蛋，难以长久，于是萌生了组建自己的队伍，创立革命武装的强烈愿望。

恰在此时，他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三色理论”，主张建立武装力量，应从红、白、灰三个层面入手。其中，红色代表的是工人农民的武装力量，白色则是指国民党军队，灰色则涵盖了土匪武装和哥老会成员。换言之，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不特别强调成分的纯洁性，而是鼓励人们先加入革命行列，随后再进行思想改造。

刘志丹的构思与毛主席的理念颇为相似。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不也曾吸纳了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吗？革命初始阶段，人才即力量，哪里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可拘泥？

刘志丹如此思虑，亦如此行事。然而，正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念，日后让刘志丹尝尽了艰辛。

叁 艰难的建军路

1931年9月，刘志丹对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所率领的三支队伍进行了整合，从而创建了“陕甘边界游击队”，通常人们称之为“南梁游击队”。这支部队成为中共在西北地区的首支独立革命武装，其历史意义尤为深远。

于金秋十月，与闫红彦所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以及师储杰麾下的商贩武装汇合，队伍实力显著增强，人数亦激增至近千人。

事情正向好发展。

然而，刘志丹很快便遭遇了组织内部的首次挑战，即所谓的“三嘉塬缴械事件”。

1931年深秋十月，谢子长遵从上级的指令，抵达该队伍，并肩负起总指挥的重任，而刘志丹则担任副总指挥。尽管这支队伍原本是由刘志丹一手创建，但刘志丹同志党性坚定，人格高尚，对此毫无异议，反而给予谢子长同志充分的支持与协作。

刘志丹同志党性坚强、品德高尚，这一点在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刘志丹并无异议，然而谢子长却持有异议。这并非源于私人恩怨，实则是对革命队伍的核心理念存在分歧。

旗帜问题。谢子长提议高举红军的旗帜，而刘志丹则认为实力尚显薄弱，若贸然打出红军的旗号，恐遭围剿。他主张暂且与陈珪章这位地方军阀虚与委蛇，借机骗取一些军火物资。

队伍构成问题。谢子长坚信，革命队伍必须保持其纯洁性，对于那些不可信赖的成员，他主张果断剔除，该驱逐的驱逐，该淘汰的淘汰。而刘志丹则提出了“三色理论”，主张在革命初期，鉴于力量的薄弱，应广泛吸纳各类人才，吸纳后进行改造；若改造无效，则予以淘汰。

我们并非意指谢子长存在过失，实则他乃一位忠诚的革命斗士。陕西曾有一县更名，命名为子长县，正是为了缅怀这位革命烈士谢子长。然而，我们亦察觉到，谢子长的理念略显理想主义，相较之下，刘志丹的思考则更贴近现实。

双方争执不下，此时上级发声，示意两人停止争论，提议将队伍命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我们反对外来侵略，这总不会有错吧？

同盟军之下设有两个支队。其中，第一支队由晋西游击队与商贩武装共同组成，该支队的指挥官为师储杰。而第二支队则是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刘志丹本人亦身兼支队长之职。

旗帜问题虽已解决，然而对人员构成的理解却难以达成一致。加之生活困境与资源分配的不均，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悲剧。

1932年1月，队伍抵达甘肃的三嘉塬，谢子长下达命令，收缴了二支队的武装，并对赵连璧实施了枪决。随后，谢子长宣布解散二支队，战士们各自返回家园，干部则被开除出队伍，刘志丹亦被囚禁。

这是“三嘉塬缴枪事件”。

然而，这场内讧的余波并未平息。恐慌情绪蔓延，师储杰率队携商贩一同投向了杨虎城麾下，同盟军的人数锐减至仅余百人左右。换言之，刘志丹辛勤培育的队伍，竟遭内部突袭而覆灭。

谢子长并非不通情理，在策划缴械事件的前期，他明确指出，尽管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目标，但刘志丹绝不可触及。

三嘉塬事件落幕之后，原“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称号已被废除，余下的百余人则更名为“陕甘游击队”，持续展开游击战。

截至1932年4月，得益于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不懈努力，该游击队已壮大至1500余人。遵照中央的指示，部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1师。

原本一切似乎正朝着积极的轨道发展。但在此关键时刻，中央派遣了一位人物担任26军的政治委员，此人便是杜衡。

在此期间，王明掌权后推行“左倾”路线，激进思维盛行。他们主张：为何还局限于打游击战？苏联革命的成功案例难道不值得借鉴？全体人员应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以此推动革命进入高潮。

杜衡，曾任陕西省委书记，深受“左倾”思想之影响，其个人品德亦颇受诟病。抵达26军之后，他首先对谢子长、刘志丹予以免职处分，并对刘志丹冠以“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随后，他无视刘志丹等人激烈的反对，于1933年6月下达命令，令部队进攻渭华。

显而易见，26军损失惨重，仅刘志丹等寥寥数人成功突破重围，最终仅余数十人幸存。

最为可憎的，莫过于杜衡。他逃离后投奔西安，随即被国民党特务捕获，未加犹豫便选择叛变，将所有机密尽数泄露，由此导致陕西党组织遭受重创，无数共产党员惨遭屠戮。

杜衡的背叛固然有其负面影响，然而，他离去的背影亦带来了些许益处。正是他的离去，使得刘志丹得以摆脱束缚，得以全情投入，放手一搏。

他并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广聚一切可凝聚的力量，逐步重振了红旗的旗帜，构筑起以南梁为轴心的革命基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诞生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苏维埃政权。

西北红军由此迎来了蓬勃发展。至1935年，陕甘地带赤化县城数量增至二十余座，红26军的人数亦突破五千之众。

尤为令人欣慰的是，1935年9月，一支来自鄂豫皖的队伍历经长征，抵达陕北，与刘志丹指挥的红26军成功会师，这支部队即徐海东所率的红25军。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在此合并，共同组建了第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出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则兼任副军团长与参谋长。部队规模扩充至七千人，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刘志丹未曾料及，一场更为深重的危机正悄然逼近。

肆 中央的到来挽救了西北红军

当红25军抵达陕北与红26军实现胜利会师之际，恰逢中央红军在哈达铺作出决定，亦即启程奔赴陕北，寻找徐志丹将军的足迹。

中央红军尚未抵达，而陕北新组建的十五军团已遭遇变故。

实则从上文可见，十五军团的人事配置显得颇为异样。

在十五军团的七千人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占据了五千人之众，无疑是其中的主力。此外，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也是刘志丹一手打造的结果。原本是归附的红25军却反客为主，徐海东与程子华分别担任了十五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

此事复杂。

事实上，在此时，西北边区亦成立了一个名为“三人团”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朱理治、聂洪钧与程子华，该团系中央政府所任命。

亦正是这个三人小组，有意将刘志丹排除在省委与军委的领导行列之外。

尽管如此，刘志丹并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抱怨，反而全力以赴地支持徐海东与程子华的工作，将全部精力和热情倾注于军事指挥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刘志丹高尚的人格品质。

为何朱理治等人会抵制刘志丹？

1935年7月，朱理治应中央北方局之命抵达陕北。他坚定支持王明路线，力主实施不切实际的激进策略。抵达陕北后，他即刻要求刘志丹指挥红26军全面展开攻势，意图将陕北、陕南以及四川的根据地紧密相连。

刘志丹等人先前已因杜衡的冒进策略遭受过损失，此时怎可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因此，他们断然拒绝朱理治的请求，从而也严重冒犯了这位特派员。

朱理治在红26军中孤立无援，力量薄弱，难以掀起任何波澜。然而，随着红25军的抵达，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转机将至。

红25军抵达陕北后，他率先发难，对以刘志丹为首的陕北干部进行无端指责，将其描绘得一无是处，并将其冠以“右倾逃跑主义”的罪名。同时，他宣称26军内部情况复杂，诸多反革命分子混入了革命行列，刘志丹亦难逃其责。

初到陕北的红25军对刘志丹的部队产生了浓厚的疑虑，这种疑虑在后续的干部任命中导致了对陕北干部的不当安排。然而，朱理治身为北方局的特派员，聂洪钧则是上海中央局的特派员，他们在纪律上代表着中央的意志。作为党性坚定的刘志丹，自然不便提出异议。

若是仅此而已，尚不足以引起重视。然而，事态愈发严峻，朱理治等人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得出结论：红26军内部潜伏着众多奸细。于是，他们决定对红26军实施“肃反”行动。

红25军中，戴季英担任保卫局局长，被誉为“肃反专家”。他对肃反运动情有独钟，曾在鄂豫皖及红25军内部开展肃反行动，导致人头落地，血雨腥风。

原本在红25军长征征途中并未显露头角的他，听闻即将开展肃反行动，顿时精神焕发：这不正是我擅长的领域吗？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博主曾撰文述及中原突围之事，那位前辈随后重返鄂豫皖地区，并于1946年投身于中原突围的战斗。戴季英尽管革命资历颇深，然而因其行事风格颇多争议，声誉不佳。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开封市委书记，却因不满职位低微而抱怨连连，甚至不惜写信向毛主席邀功求赏官职。然而，毛主席最不喜此类缺乏气度的行为，最终戴季英因此被开除党籍。

不难想象，红26军遭遇这位专家，将遭遇何种境遇。当时，刘志丹与徐海东正忙于前线抗御围剿，而戴季英等人则忙于后方开展肃反运动，对犯人施以残酷的刑讯逼供。不出数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干部纷纷被迫承认自己为反革命分子。

“你们杀了我吧，我并无怨言。只是刘志丹创建26军实属不易，恳请你们对这支军队施以怜悯，切莫将其摧毁。”

场面惨烈。

肃反小组洞察刘志丹在26军中的崇高品质与深厚威望，遂决定暗中将其拘捕。他们向前线指挥部发出一封密信，要求刘志丹返回瓦窑堡参加重要会议。正忙于劳山伏击战胜利的刘志丹，未生疑虑，即刻启程返程。途中，他偶遇一位通信员正前往前线传递信件。见状，通信员认出刘志丹，遂将信件亲手交予他手中。

实则此信出自肃反小组之手，旨在告知程子华，信中详细罗列了待捕的红26军干部名单，刘志丹的名字居于首位。

阅罢信函，刘志丹表面波澜不惊，遂命通信员将信件转至前线指挥部，而他自己则毅然决然地赶赴瓦窑堡。然而，意料之中，他径直遭到了逮捕。

一是他自认为行事端正，无所畏惧；二是他致力于维护十五军团的团结。毕竟，若他真以混哥老会的手段行事，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26军与25军对峙，胜负之态显而易见。然而，他不愿看到内部自相残杀的局面。

换言之，刘志丹宁可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亦不欲将枪口指向党内战友。

刘志丹心中如此思忖，然而肃反小组却对此不以为然。传闻中，早已挖好了坑穴，他们意图将刘志丹等陕北干部活埋其中。

恰逢转折之际，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抵达了陕北。

中央红军踏入陕西腹地，沿途不断打探刘志丹的消息，寻觅他的革命根据地。历经艰辛，终于抵达吴起镇，与十五军团取得联系，方得知刘志丹遭受肃反的噩耗。

毛主席迅速派遣王首道赶赴瓦窑堡实施救援行动，同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命令，全面暂停肃反运动。

刘志丹等人死里逃生。

习仲勋事后忆及，幸得在危急关头，毛主席等领导人莅临陕北，方使得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得以保全，否则西北根据地或将不复存在。

遗憾的是，刘志丹在1936年的东征战役中，不幸遭遇子弹袭击，英勇捐躯，终年仅有33岁。

伍 尾声

历经这些篇幅的阐述，我们对于刘志丹所缔造的陕甘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这片根据地便成为了身处困境的党中央极为宝贵的临时栖息地。

毛泽东曾深情地感慨：“有人认为陕北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我却要说，若非陕北，我们恐怕无法扎根立足。在我看来，陕北有着双重意义，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落脚之地，也是我们奋发向前的起点。”

正始于这一关键节点，中国革命焕发新生，历经瓦窑堡、延安、西柏坡等地，直至全国解放。

尽管刘志丹未能亲眼目睹这一时刻的到来，然而，他的卓越贡献，党和国家始终铭记在心。

在刘志丹英勇牺牲之际，为缅怀其丰功伟绩，中共中央郑重决定，将保安县更名志丹县。

1943年，刘志丹的灵柩自瓦窑堡迁至志丹县，并在此举行了盛大的万人公祭活动。

毛主席题词：“领袖，英雄”。

周总理赞誉有加，题词道：“刘志丹同志忠诚于党，坚贞不屈，谦逊有加，恪守纪律，堪称一位秉持共产主义精神的优秀党员。”

朱德题：“红军模”。

陈云题词：“模范党员”。

实则审视刘志丹短暂的一生，其党性之坚定、个人品德之高尚，确实令人不禁为之叹服。

正因如此，刘志丹在党内及民间均享有极高的评价，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摘的瑕疵。作为一位历史人物，这实属罕见。

1994年，中共军委又追评刘志丹为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时刻多年，党和国家依然没有忘记这位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这是对刘志丹最高的认可和最好的告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