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的干部魔咒：上午提拔下午就倒，全因看透了郭沫若们

贾植芳的干部魔咒：上午提拔下午就倒，全因看透了郭沫若们

要说贾植芳先生这人，可真有意思。当年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一句话就把他给“判”了：“贾植芳这脾气，当不了干部。上午给他个官做，下午就得滚蛋，还得挨顿剋。”你猜怎么着？贾老后来自己念叨，说这话真神了，一辈子都应验了。

那他到底是个啥脾气？能让陈望道先生下这么个结论。

我认识贾老的时候，他已经从“牛棚”里走出来了，我也刚从大西北那片黄土地回到上海。后来二十多年，听他唠了不知道多少嗑，我才慢慢咂摸出点味儿来。贾老嘴里说出的“干部”俩字，那味道跟咱们平常说的不一样，带着一股子疏离。他对那些官场上的人，总像是隔着一层玻璃，看得清清楚楚，但就是不想凑过去。

反倒是对那些倒了霉的、受了委屈的小人物，他打心眼儿里亲近。他嘴里翻来覆去就俩字：“人性”。拿“人性”这把尺子去量人量事，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这又是为什么呢？故事听多了，谜底也就一点点揭开了。

先从一个大人物说起吧，郭沫若。

上世纪三十年代，贾植芳在日本留学，有个同学叫李春潮，在东京组了个诗社，跟郭沫若混得挺熟。有一次，李春潮家里寄来七十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就在酒店摆了一桌，把郭沫若和贾植芳都请了去。俩人就这么认识了。

一晃到了1954年，贾植芳去北京探亲。李春潮带话，说郭老请他去家里喝茶。贾植芳心里犯嘀咕，人家现在是政务院副总理，大领导，我去算怎么回事？太唐突了。李春潮却摆摆手，说没事儿，都是留日的老同学，不见外。

约定的那天，天还下着雨。贾植芳雇了辆三轮车，一路颠到缸瓦市一个胡同里。朱漆大门，门口站着警卫，那气派就不用说了。进了客厅，更是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正面的案几上，摆着一尊特别大的毛主席塑像。在那个年代，个人家里摆这个，可是稀罕事。

郭沫若一见他，那叫一个热情，上来就拉着手问：“还记得咱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郭老回忆起当年在千叶县的苦日子，靠着那点翻译稿费过活，衣服都穿得紧巴巴的。为了跟朋友聚会，冒着大雨从千叶赶过来，那份情谊，现在说起来还热乎着。

那天，郭沫若还特别感慨地跟贾植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听着像是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又像是在点拨眼前的这位老友。

俩人聊得特别投机，天南海北，创作翻译，什么都聊。临走的时候，郭沫若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挥着手，嘴里还不停地说：“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可还有下回吗？历史给了个冰冷的回答：再也没有了。

时间转眼就到了1955年，胡风和他那帮所谓的“分子”们，一夜之间全都倒了。在这场天大的冤案里，冲在最前头的，就是这位郭沫若先生。他接二连三地发表高调的批判文章，那火力叫一个猛。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给胡风扣上“反革命集团”这顶大帽子的，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喊着要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他。

后来的事儿，很多人也都知道了。比如文革刚起，他就忙不迭地表态，说自己的书都该烧掉，一点价值没有。再比如，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在运动中接连惨死，他这个当爹的，为了所谓的“大局”，不闻不问，连个屁都不敢放。

说真的，郭沫若的学问，贾老是佩服的，夸他聪明，记忆力超群。可要说做人，贾老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他说，还是鲁迅先生看得透彻，那评价才叫一针见血：才子加流氓。

要说人性这东西是怎么一步步被吞噬的，光一个郭沫若还不够。咱们再聊聊第二位，这回是亲人了——贾植芳的亲嫂子，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先生牺牲后，是胡适出面修的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几个孩子。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植芳的哥哥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就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了在北京的弟弟。怎么把嫂子和侄子、小舅子从日伪占领的北京，安全送到延安，成了贾植芳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这事儿有多难？贾老自己说起来轻描淡写，就俩问题：一是钱，没一大笔钱打点，寸步难行；二是关系，找不到靠谱的人，一家老小的命就悬了。他没说的是，办这事儿，他自己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

可他硬是给办成了。找人、找车，临走前，从西安去延安的时候，他还把自己身上仅有的150块大洋，全塞给了嫂子。

历史的车轮滚得飞快。

到了1955年，胡风案一出，贾植芳安稳了没几年的家，瞬间就塌了。材料公布的第三天，他就被抓进了监狱。他妻子任敏，一个温婉的知识女性，很快也被单位扫地出门。当时上海有个口号，叫“五无城市”，就是要把地富反坏右都赶出去。任敏就被“下放”到了青海一个偏远山沟里当小学老师。

这还不算完。没多久，又给她安了个罪名，说她想为反革命丈夫“翻案”，也给扔进了大牢。在里头熬了三年多，受尽了折磨，正是青海饿死人最厉害的时候，她被放了出来。狱警跟她说，自谋出路去吧。但有两条规矩：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从大山里出来，举目无亲，丈夫生死未卜。天大地大，能去哪儿？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地方了：北京，那里有她的大伯子贾芝和嫂子李星华，都是国家干部了。

谁能想到，当她拖着一身疲惫，跋涉千里敲开那扇门时，等来的却是那位已经“革命化”了的嫂子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找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就是不肯收留。

还是哥哥贾芝，多少还念着点兄弟情分，说先住下再说。于是，任敏就在哥嫂家，像个佣人一样，每天默默地洗衣、拖地。那位革命的嫂子还立下规矩，不准她靠近自己的孩子，怕“坏思想”影响了他们。

这事儿，很快被一个叫李丰年的人知道了。这人是谁？一个开“麻袋铺”的老板。他一听这情况，二话不说，直接冲进贾家，拉起任敏的手就往外走，嘴里嚷着：“凭什么让你受这个罪！”那架势，根本不容你分辩。

这个李老板，是贾植芳的老乡，贾老管他叫“伯伯”。他小时候穷，提着篮子卖五香豆，后来到北京学徒，人机灵又肯干，自己开了铺子。当年贾家兄弟俩去北京念书，生活费就是这位李老板管着。一二·九运动时，贾植芳被抓，也是李老板想办法、花钱把他捞出来的。

谁能想到，快三十年过去了，又是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麻袋铺老板，把任敏送回了贾植芳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贾老后来说起这人，总念叨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

任敏就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种地、养羊、织布，一个人熬了整整十八年。直到丈夫平反，这对“牛鬼织女”才算团圆。

后来，贾家兄弟俩一起回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那个地方。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的一小间，又湿又冷，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看着那地方，两个七老八十的兄弟，眼圈都红了。

再后来，贾芝在北京一家大饭店请弟弟弟媳吃饭。任敏说啥都不去，贾植芳劝了半天，才勉强跟了去。可到了饭桌上，她就那么端坐着，一句话不说，一筷子菜也没动。

当然，贾芝这个哥哥，也并非全无心肝。弟弟刚出事那会儿，他就给上海写信，说弟弟的生活以后他来管，还寄了些营养品和《红岩》之类的书。暴风雨来的时候，他没有落井下石，这或许是他们兄弟情分没断的根子。

晚年的时候，贾芝还给弟弟送了件高级的红色外套。贾老一次都没穿过，开玩笑说：“人家说我一辈子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的勾当，这衣服可不能穿。”可哥哥送的帽子，他却一直戴着。

说到这儿，还有个小插曲，特别能看出兄弟俩的不同。嫂子李星华去世，贾老陪着哥哥去八宝山办后事。车上，管后勤的干部回头问贾芝：“骨灰盒，买多少钱的？”贾芝说：“选最好的吧。”那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块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

贾植芳在旁边听着，觉得有点可笑，脱口而出：“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瞪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你看，一个人，一旦进了那个圈子，连死后的规格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人性里那些鲜活的东西，也就慢慢被磨没了。

贾老常说一句话，我听了心里特别震撼：“不出卖朋友，这种事难道还需要费脑子去想吗？”他说的朋友，特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换个前程。他的回答就一句：“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卖给魔鬼。”

所以，他特别瞧不起那些“奴在心者”。他说，那种人，官做得再大，我眼里也没他。

八十年代，组织上想让王元化先生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也曾是“胡风分子”，心里没底，就去找贾植芳商量。贾老听完，慢悠悠地抽着烟说：“人家要是真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要我说，你这部长，怕是当不长。”

这话，简直是神预言。一年多以后，元化先生就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原则”和“性情”不知道打了多少架。最后，他身体里的“学者”战胜了“官员”。他下台，反而成就了一位思想界的大家。

这就让人想起另一位也当过宣传部长的，陈沂。这位陈将军，在1957年也当过“右派”，按理说，自己挨过整，应该更懂得体恤别人。文艺界的人一开始都跟他挺亲，叫他“陈大哥”。

可没想到，这位“陈大哥”一上任，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什么友情亲情，全靠边站。赵丹写了篇《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陈沂看了，勃然大怒，直接骂：“放屁！”赵丹听说后，又气又怕，后来几部电影主角都没他的份儿，一病不起。

你看，亲人、朋友、同事，怎么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呢？说白了，就是一次次的运动，让所有人都懂了一个“真理”：为了那个崇高的“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人性。昔日的同志，转眼就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你要是不忍心下手，那下一个倒霉的可能就是你。

只是，我总在想，是什么样的魔力，能让那么多人违心地去做事、去说话？一句“身不由己”，就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吗？贾植芳先生，四进四出监狱，一辈子没低过头，没认过罪，没揭发过一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或许，答案没那么复杂。就像贾老反反复复说的那句话，看一个人，就看他还有没有人性。这东西，跟读了多少书，当了多大官，没关系。它是一种本能，一种选择。在每一个需要选择的关口，是守住它，还是抛弃它，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