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玉隽讲述：黄万里

丁玉隽讲述：黄万里

黄万里、丁玉隽年轻时夫妇

黄万里：清华水利系教授，反……三门峡工程跻身清华大学三大右派行列，随之被赞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丁玉隽，同盟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以及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膝下明珠，黄万里女士的伴侣。她在早年远赴日本深造，回国后，光荣地服务于清华大学。

黄万里，我的丈夫，于1911年诞生于上海。他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子。1932年，他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随后，在1934年，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并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及伊利诺大学深造。直至1937年春天，他学成归来，回到了祖国。

1935年，黄万里留学伊利诺伊大学。

“请别再来。”

1937年，黄万里先生归国途中乘坐的轮船途经日本，恰逢我国正值春假。往昔，我们每次返国均选择搭乘日本船只。我有一位上海籍的同学，她性格开朗，提议这次我们不妨改乘美国船只，一探究竟其服务水平。于是，我们选择了从美国出发，途经横滨的航线。没想到，那艘轮船上恰好就有黄先生的身影。

乘坐从东京开往横滨的列车，我们这群女孩子们与黄万里他们那群归自美国的年轻男士们意外相逢。

他们的年纪显然远超于我们。我与黄先生之间，年龄相差了整整六载，那时我便觉得他年岁已长，必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然而我对他的印象却并不佳。我自认年纪尚轻，他或许将我视作孩童。他保持着孩童般的纯真，那份天真与诚恳令人感动，他的情感充沛，与他相处，我感到无比安心。在那艘船上共度了两日一夜，离别之际，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络地址。

不久后，他自南京火车站下车，手提着那只小箱子，怀抱着他的简历，径直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几乎已经将此事忘却，他给我的印象是颇为稳重，然而我并未将他视为潜在的朋友。我尚在求学，就读于女子学校，与异性交往甚少，更未曾想过要寻觅一位男朋友。

丁惟汾

“今后请不要再来此处。”

昔日南京有一机构吸纳了众多归国的专业技术精英，我姐夫便是其中一员，因而黄先生得以与我姐夫相识，进而通过他联系到了我家。那时，姐夫与姐姐正筹备婚礼，我们时常欢聚一堂。然而，父亲却反对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闻讯后，特地找来一位友人代为提亲。那位友人因担心遭到父亲拒绝，未敢直言，此事因此拖延了数月。直至黄老先生再次托我父亲的心腹秘书陈希豪出面，陈希豪与黄老先生交情匪浅，为人仗义，且深得父亲信任，最终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我也欣然同意。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南京亦开始撤退。我无奈滞留国内，既无法返回日本，也无处继续学业。在那个战乱年代，我国民间有句俗语：“家有女儿，速速嫁出，以免添乱。”然而，那时的我却不以为意。在我看来，黄先生为人诚实可靠，令人安心。他偏爱那些自然而朴实的性情。若依他当时的条件与人际交往，他本可轻易找到众多貌美的大学生，但他却并无此等想法。

黄万里、丁玉隽伉俪

他驾破吉普车结婚。

随着国民政府的瓦解，众人纷纷向后方撤退，我家亦迁至庐山。那时，黄万里已在四川水利局谋得一份职位，即将前往四川。他驾驶着父亲那辆破旧的吉普车来到庐山，与我共结连理。鉴于战乱之下的境况，我们的婚礼极为简朴。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婚礼之后，我们也计划途经武汉前往四川。起初，那辆破旧的汽车本打算丢弃，但黄老先生却于心不忍，遂允许我们驾车至武汉。随后，他亲自驾车穿越九江，然而车辆在长沙发生故障，无法修理，最终只得将车丢弃在那里。我们随后从长沙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在武汉，我有幸遇见了黄老先生，他的喜悦溢于言表，竭力为我们筹备前往四川的各项事宜，连宜昌的船票都是他一手帮我们安排的。我们从武汉启程，乘坐船只抵达宜昌，却不幸发现民生公司的船只已满，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租赁一艘木筏，逆流而上。这段旅程充满了风险，船只随时可能倾覆。然而，幸运之神眷顾，不久后我们便遇到了一艘从南京驶来的难民逃难船，我们果断抛弃了小船，转乘上了这艘大船。更巧的是，我们的家人恰好在那艘大船上等候。

在四川度过的八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六个孩子的降临，其中五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便是在一处工地上迎来了他的第一声啼哭。当时，黄先生正负责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那个地方见证了我们的孩子踏入了这个世界。

居于江畔的高地之上，我们栖息在茅草搭建的屋舍之中。回溯至1940年，三台遭受了空袭的摧残，我们便迁至县城一户银行行长的宅邸寄居，彼时我与孩子们正驻足于宅门之侧。恰巧，对面街巷中一枚炸弹爆炸，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若炸弹的数量有所增加，我们恐怕便会陷入困境。事后，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纷纷出动，清理炸弹遗留下的废墟与残骸。

在四川停留期间，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得工程人员仅凭薪水难以维持生计。于是，黄先生毅然决然地成立了长城公司，承接了一系列工程业务，其中不乏为美军修建机场和宿舍的项目。美国飞机正是从这些机场起飞，对日本军进行轰炸。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家公司也随之解散，工程人员各自追寻新的道路，而黄先生则重返南京的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首先派遣他前往江西，继而又将他调任甘肃，担任水利局长一职。起初，我们抵达甘肃时，对那里并无好感。然而，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我们逐渐发现那片土地别具一格，夏季气候凉爽，蚊虫稀少，各类瓜果琳琅满目，诸如哈密瓜等。他在那里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将昔日的部下悉数带入，完成了众多工程。他的二哥黄竞武在上海不幸遇害（编辑注：黄竞武系黄炎培次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残忍杀害），时任省主席对他关怀备至，劝他速速离开，以免再生变故。于是，他将我们一行人送至上海。那时，上海已被解放军重重围困，我们深夜抵达机场，却因形势所迫，无法离场，直至次日清晨才得以脱身。此后，我便在上海静待解放的到来。他辞去甘肃职务后，移居香港，不久后再次返回上海。

1948年，黄万里在甘肃讲授水利工程课程。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随着上海的解放，东北农林部即刻踏上招聘建设东北人才的征程。黄万里闻讯后，积极报名参加。我们于八月告别上海，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在九月的十八日抵达了沈阳。在那里，他于东北水利局度过了一个寒冬，次年即1950年，他转赴唐山交通大学深造。

在唐山，黄先生初尝政治运动的苦涩。他的同事沈智扬不幸被冠以“贪污”的恶名，黄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若真有贪污之实，自当勇于承认；若无其事，亦请莫要胡言乱语，毕竟信口雌黄亦非良策。”此言不慎被工友听闻，黄万里随即遭受举报，沦为被怀疑与审查的对象。

“你们认为‘圣人出，黄河清’，我却坚信黄河绝不能清。‘黄河清’，非为功，实为过。”中国水利在1957年的第七期杂志中，记录了他们当年的会议情况，其中包含了他的发言内容。而第八期则刊登了对他的批判文章，紧接着的第九期也沿用了相同的主题。至于这些文章如何对他进行了批判，他在会议上是如何表达的，这些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如今，三门峡的问题已然显而易见，各类杂志和网络平台均广泛刊载相关资料，众人皆已目睹。然而，在其生前，鲜有人将其观点视为关键。

“即便伽利略曾被囚禁于牢狱，地球依旧遵循其轨迹绕太阳旋转！”尽管我未能亲耳听闻他的原话，但他的言外之意无疑是如此。

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胡家博、李亚莉教授以及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亦因黄万里的辩护而沦为“右派”的行列。尤其是党治国，承受了极大的苦难，甚至险些遭受极刑。尽管黄先生在单位遭受了批判，但他回家后依旧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阅读书籍、沐浴更衣、外出散步，这些遭遇并未阻挡他，亦未影响他的心境。

自他被划为右派之后，起初便被派往密云水库工地从事劳动。我曾前往工地探望他，当时他居住在半地穴式的简陋住所中，环境既寒冷又匮乏。直至1960年，他才得以从工地上撤回。

密云水库工地

那是个生活颇为拮据的时期，我们栖身于清华解放前所建的新林园平房之内，院落宽敞。他在院中栽种了玉米、南瓜，以及各式豆类，尽管先前未曾涉足农事，却种得颇为出色。直至1964年，院中还留存了数百斤陈年玉米，最终都成了家禽的饲料。当时，北大几位男同学每周都会来此聚餐一次。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我们被迫搬离，职工们纷纷搬入，两家人共用一宅，院中更是搭建了许多小屋。

1966年，“文革”的狂潮席卷而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闯入我家，却并未找到任何值得抄家之物。8月24日，我应校医院之召，前往参加一场会议，然而会议结束后，我却未能如约返回家中，被迫在办公室内等待。当我终于踏进家门，目睹的一切令我震惊不已——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随后，黄先生亲自致信周总理，具体内容虽已模糊，但无疑是对清华大学发生殴打事件的反映。我将此信送达国务院接待室。数日之后，国务院派员莅临清华，明确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殴打行为。

那是在1969年，我们被派往江西鲤鱼洲，那里的血吸虫疫区环境恶劣。不久后，其中一些同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我们栖身于类似兵营的宽敞仓库之中。黄万里遭受批斗，精神几近崩溃，连自己的身份都开始怀疑，是否真成了特务。他在给长女的书信中，甚至请求她协助回忆，确认他是否真的沦为特务。

1970年6月的某日，黄万里不幸中暑，体温急剧升高，然而两名负责人却对他施加压力，声称只有当体温升至39度时，他方可免除劳作。

1971年，我们方才自江西重返北京。然而，黄万里先生仅在北京逗留了短短半个月，便再次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清理卫生间。身体孱弱，他不幸患上了前列腺疾病，病情严重至出现血尿症状。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重返北京，寻求医疗救治。

“持续写作至无法继续”

1978年，身为清华大学三位知名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范围内成为最后一位摘除“右派”标签的人。彼时，他已步入退休生活，按理说，应是进入了离休状态。

在1949年10月之前投身革命事业的人员，均可被视为离休。而他，于1949年8月，曾在上海参与组建招聘团，并担任东北水利局的顾问一职。自那时起，他便开始享有相应的待遇。供给制无薪酬之约。然而，清华大学并未深究过往那段经历，而是将其视为退休。恰逢小女儿分娩之际，我远赴美国。临行前，我曾叮嘱她务必明了，她应被视作离休人员而非退休，但清华大学仍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归国后，我觉察事有蹊跷，遂要求他们展开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却终究一无所获。

昔日曾担任清华校长、先前在东北农林局负责水利工作的刘达表示，你们无需再进行调查，我清楚黄万里抵达东北的确切时间——1949年9月，彼时他应当已达到退休年龄。随后，清华终止了调查，并将他的身份调整为离休。

离休，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待遇，不仅伴随着工资上的显著差异——离休人员可领取全额工资，而退休人员的工资则通常为八成以上——更关键的是，离休人员享有全额公费医疗报销。这一点尤为关键，若非得益于离休的优待，他在之后的五次手术中，即便工资也难以支撑其医疗费用。

即便已经退休，黄先生仍旧坚持授课，乐于分享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这并非出于任何额外目的，也并非为了提高他的薪酬。他过去就是二级工程师（相当于教授），即便在离世时依旧保持这一职称，他对这些并不在意。然而，这背后反映出的是资历的积累问题。若一个人几十年间始终是二级工程师，那么这期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时，学校曾提议他申请担任博士导师。他回应道：“我具备指导博士的资历，无需申请。应当考量我的学术背景与知识储备。若你们认同我有能力指导博士，那么应当直接聘请我，而非通过申请程序。”尽管他本人并未提出申请，但学校相关部门却表示，若不主动申请，便无法担任博士导师。因此，他至今未曾担任过博士导师。

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启动之际，他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向历任总理呈递信件，详述己见。即便在力不从心之时，他依然坚持笔耕不辍，全然不顾自身曾身为右派的过往。他坚信，写作是他的责任，至于领导人是否聆听、采纳，那是他们的事。

他一贯坚持真理。

自1998年长江遭遇洪水以来，黄万里先生深感在水利课程讲授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遂向系部提交了书面申请，详细列举了讲义内容，并表达了授课的愿望。系领导对此表示赞同，为他精心安排了一场面向研究生班及教师的讲座。黄先生心中喜悦不已。当时已年届八十八岁，且身患癌症的他，却坚持要求身着白色西装，佩戴红色领带与黑色领巾。他深知，授课非易事，唯有着装得体，方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课堂上，他更是坚持站立授课，亲笔书写板书，一丝不苟。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隆重举办了黄万里的九十华诞庆祝活动。黄万里先生此前曾表示，期望能乘坐轮椅出席盛会，然而自19日起，他突发高烧，最终未能如愿出席。遗憾的是，他在8月27日与世长辞。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赵诚先生的著作《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该书内容翔实，材料丰富，均经过严谨的考证与核实。（黄万里）在撰写文章时，他总是习惯于注明确切的年月日，这一习惯沿袭自他本人，亦得益于其父黄炎培先生之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