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被誉为毛泽东眼中我国炮兵的杰出元帅，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英勇牺牲，成为我军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红军时期、全国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军队高级将领，抗日名将、我国炮兵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朱瑞，于1905年9月诞生于江苏宿迁县。他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身赴前线，英勇奋斗至最后一刻的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壮烈牺牲。

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共团结，全力投入构建和巩固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之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进而全面发起了侵华战争。在此之前，朱瑞曾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及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鉴于其在与彭德怀共同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决定任命他为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肩负起北方局军事及统战工作的重任。

7月的尾声，朱瑞抵达太原，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等人会晤，深入分析了华北的抗战局势，并探讨了我党的军事战略与具体行动计划。随后，他立刻赶赴平汉路沿线，向地方党组织传达并部署了北方局关于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在河北保定逗留期间，朱瑞手持毛泽东亲笔签名的名片及介绍信，拜访了高树勋、孙殿英、孙蔚如、万福麟等国民党将领，向他们阐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希望他们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与共产党、八路军携手合作，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朱瑞出席了在山西太原成成中学举行的联席会议，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杨尚昆、彭真等领导同志共商大计，议题包括发动群众和扩大八路军以保卫太原等事宜。会议结束后，朱瑞接受周恩来之命，前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执行统战任务。鉴于朱瑞身为红军的知名将领，为消除对方疑虑，周恩来指示他使用化名“关良”。至9月底，化名为“关良”的朱瑞抵达战区政训处，并获程潜将军任命为上校主任秘书。他与友军紧密协作，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告别战区政训处后，朱瑞不再隐匿身份，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9年，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治委员朱瑞驻足于沂蒙山区。

随后，朱瑞抵达新乡，不久便引起了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留意，随后被其聘请主持豫北师管区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在北伐战争期间，张轸曾在程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团长，受党代表林伯渠的影响，对共产党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他意图趁着抗战的契机，趁机扩大个人影响力。程潜也竭力支持他的行动，因此张轸便在新乡创办了“师管区军政干部训练班”，吸纳了一批下级军官及流亡学生，致力于军官的培养。朱瑞则希望通过训练班的合法平台，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培育一批抗日干部。在训练班中，他主要负责政治教育和游击战术的授课，凭借其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出色的表达能力，他的课程往往生动活泼，趣味横生。无论是学生队还是军官队，都对朱瑞的授课情有独钟。学员们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早已心怀不满，在听朱瑞授课后，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政治觉悟也随之迅速提升，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热烈拥护。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爱国热情高涨，在聆听朱瑞的课程后，“仿佛一夜之间长大”，领悟到了许多道理。“在我们初出校门、踏入社会之际，能遇到这样一位良师，实属幸事！”

朱瑞特别重视对张轸同志的工作。在张轸同志的认可与支持下，朱瑞成功推荐了一批值得信赖的同志加入其训练班。在朱瑞的悉心培养和不懈努力下，该训练班成功举办了五期，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学员。这些学员后来成为我党在华北地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支关键力量。

朱瑞在离开战区政训处后，与程潜仍保持紧密联系，并多次通过电台向他传达八路军战况。程潜对此甚感满意，不久后便任命朱瑞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凭借这一官方身份，朱瑞不仅在训练班授课，更是在新乡等地积极开展活动，致力于统战工作。为了落实周恩来关于尽量团结和争取友军留在黄河以北坚持抗日的指示，朱瑞不仅持续开展高树勋、张轸等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还先后向这些部队派遣了联络人员。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与八路军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一成果与朱瑞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在担任国民党部队的统战工作时，朱瑞同志仍以中共北方局委员的身份，依托地下党的秘密联络，陆续重建并整顿了直南和豫北两地特委，并协助其建立起抗日武装。此举为我党在晋冀豫边区进行敌后游击战、构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1938年伊始，129师政治部于冀南与长治地域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从右至左：宋任穷、朱瑞、张霖之、李菁玉）

1938年3月5日，朱瑞向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呈报了在晋豫边地带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的详细计划。翌日，毛泽东致电朱瑞，并转达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对电报中的部署表示高度认可，强调晋豫边地带的战略重要性，并指示朱瑞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等地的游击战，以支援主力部队在西北两面的作战行动。随后，朱瑞以北方局的名义，通过刘少奇和杨尚昆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协商，从129师中抽调了数十名战士，组成了联络处警卫连。在此基础上，朱瑞以警卫连和自卫队为骨干，创建了晋豫边支队，总人数约400人。尽管朱瑞未在支队中担任任何职务，但支队的筹建规划、编制、干部配置、整训方案以及扩军计划等，均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完成的。即便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部队情绪却保持稳定，非但未出现减员，反而持续壮大，并迅速发展成为唐天际旅。该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我军培养了众多军事领导骨干。与此同时，朱瑞还领导成立了晋豫边特委。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我山西东南部地区发动了所谓的“九路围攻”。同年6月，中共晋冀豫省委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旨在贯彻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关于在成功击退敌军“九路围攻”后，如何调整和优化党的工作，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并进一步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指示。朱瑞同志代表北方局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最终通过了朱瑞同志起草的《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决议。这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晋冀豫地区党组织在领导全面抗战斗争方面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会议结束后，朱瑞同志与李雪峰等省委领导成员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一场以扩大民主、改善民生和改造政权为核心的群众运动。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晋冀豫所属的抗日武装力量就从数百人迅速扩充至数千人以上。

1938年8月24日，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向朱瑞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发出电报，明确指出：“当前冀晋豫全区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以最高效率建立冀晋豫边区，使其成为持久抗战的稳固基地，……组建若干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具备战斗力的游击兵团和地方游击队。”同时，指示朱瑞“做好留驻冀晋豫边区，全面负责工作，如同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地区所做的那样”。据此，朱瑞于9月将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由数千人扩充至2万余人，升级为游击兵团，全区自卫队员增至12万余人，晋冀豫地区呈现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人民武装力量迅猛发展的喜人局面。此外，朱瑞还与邓小平、李雪峰等人深入讨论、研究如何巩固、发展太行抗日根据地，并亲自前往陵川地区，为129师开展扩军工作。

与此同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自八月下旬起，朱瑞与彭德怀作为中共和八路军的代表，与鹿钟麟展开谈判。双方旨在共同探讨合作途径，以及武装民众和统一组织形式的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促成对方接受我方提出的各项建议。在《关于与鹿钟麟谈判结果及加强河北工作问题致中央电》中，朱瑞和彭德怀强调，必须全力以赴加强河北地区的工作，充分发动与组织群众力量。他们提出，必须切实掌握武装力量，强化部队中党的领导作用，派遣优秀的党员参与政府与军队的工作，以确保政权与武装的实际掌控。九月，朱瑞与徐向前在河北南宫县代表北方局、第129师及冀南军区，主持召开了冀鲁两省联防会议，亦称冀鲁军政联席会议。冀南、鲁西北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省党部主任韩振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鲁西北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等均出席了会议。会上，朱瑞同志对国内外形势及党的抗日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并对范筑先（国民党左派）的坚定抗战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连续三个小时发表讲话。他多次热情洋溢地赞誉范筑先为“抗战的老英雄”，给予范筑先极大的鼓舞。随后，范筑先也在会上发言，表达了与共产党共同抗战的坚定决心，并高度评价朱瑞、徐向前为“伟大”，认为共产党具有卓越的解决办法。紧接着，朱瑞对鹿钟麟、沈鸿烈等关于限制人民抗日武装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反驳。

与此同时，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朱瑞与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等人，积极开展了对石友三、高树勋等人的工作，确保他们在我们与鹿钟麟的对抗中保持中立立场。作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的代表，朱瑞与鹿钟麟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联络与谈判。“斗争为主，有条件地作出让步”，他贯彻了彭德怀“坚守阵地，做好让步准备”的斗争策略。截至1939年5月，朱瑞在华北地区参与了长达22个月的抗战领导工作。

坚定不移地维护统一战线，培育和壮大进步力量，积极争取中立势力的支持，坚决抵制和反对顽固保守势力。

“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黄河以北山东地区及萧华区所有正规部队与游击部队，徐向前同志担任司令员，朱瑞同志担任政治委员。”

1939年，朱瑞（左五）、赵镈（左四）、李菁玉（左三）等人在鲁南地区共事。

朱瑞，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接受使命后，立即着手第一纵队的组建事宜。他精心挑选了百余名干部，于5月5日启程，并于6月7日在馆陶与徐向前成功会合。在会面中，朱瑞传达了中央关于抵制投降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的明确指示，使与会人员对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行动方针有了清晰的认识。8月9日，北方局下达电令，表示支持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包括朱瑞、徐向前、洪涛、荣桓、黎玉，朱瑞担任书记一职。该委员会将作为统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领导的机构，定期讨论和审查当地党政军民工作的总体方针，其决策由党政军民各方共同执行。10日和18日，朱瑞与徐向前分别通过山东《大众日报》发布了就职通电。苏鲁地区的八路军听闻徐向前和朱瑞抵达的消息，无不翘首以盼，自两位领导莅临后，士气大增，军民欢腾。徐向前回忆道，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声势，彰显八路军的抗战意志；另一方面，也为了获得一个正式的头衔，便于与国民党人士交流、谈判。”根据实际情况，他们决定将领导重心置于山东纵队。不久后，山东分局由朱瑞、徐向前、罗荣桓等人组成，朱瑞担任分局代理书记。自此，山东的党政军开始形成了初步的领导核心。

在抗击敌军的斗争中，自1939年6月至1940年8月，山东我军连续挫败了敌人数十次的“扫荡”企图，并相继创立与拓展了鲁南及其他10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初步统计，在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底的这一年间，山东我军与日军展开了6000余次大小战斗，共歼灭日军超过26000名，伪军则超过34600名；此外，俘虏日军近百人，伪军达27400余人。

朱瑞与徐向前抵达山东伊始，境内以抗日为口号的武装力量竟有240余支，人数约20万之众，其组织主要归属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和沈鸿烈所掌管的山东省政府两大系统。其中，学忠率领的东北军与我党我军在西安事变前后有着深厚的友谊。当东北军进入山东时，沈鸿烈已全面掌握了山东国民党的党政财经大权。鉴于这种情况，朱瑞、徐向前等人决定争取并团结东北军。为此，朱瑞亲自担纲负责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通过分局电台，频繁与于学忠及其司令部进行电报交流，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交换代表等形式，与东北军保持紧密联系，共同商讨对敌策略，直接传递情报。在一次反“扫荡”行动中，一纵领导机关与鲁苏战区司令部在鲁中山区不期而遇，朱瑞和徐向前与于学忠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并共同制定了突围计划。为了赢得东北军的信任，分局与朱瑞依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有计划地从东北军中撤出我党地下组织，以此展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朱瑞还不断借助在东北军中的旧有关系，向广大官兵揭露蒋介石及沈鸿烈等人的逼迫与排挤，并向他们赠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政治上启发引导他们。

在第一次反共浪潮的起伏之际，蒋介石对东北军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施展拉拢手段。朱瑞与徐向前迅速派遣代表前往东北军，向他们阐释我党我军的正确立场，并深入剖析摩擦问题的本质、根源，以及坚持苏鲁敌后双方关系的必要性。他们澄清了一些误解，赢得了东北军的感动，并表示愿意息事宁人，并未下令对八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我军在反“扫荡”作战中，也给予了东北军活动、作战和交通上的便利，这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也促进了彼此间的互助合作。因此，在首次反共高潮期间，东北军始终维持中立，与我军未发生任何摩擦。

“经过五个月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我军实力倍增，根据地面积也成倍扩大，无论是从根据地面积还是兵力对比上，我们都已超越了投降派。这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自此，胶东的投降派再也无法向我们发起进攻，胶东的抗日斗争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在朱瑞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冀鲁边、滨海等地区也纷纷展开了自卫反击战。在上述反顽斗争中，朱瑞同志特别强调要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积极开展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尽量避免其形成统一战线对我军构成威胁，并要求各部队严格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努力避免事态的扩大。经过一年多的反顽斗争，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坚定不移地投身全国抗战，全力巩固并持续拓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朱瑞等同志在构建人民武装力量、塑造民主政权以及强化党的建设等领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朱瑞与徐向前等同志严格遵循党中央关于“积极拓展并强化军政工作，推动主力部队实现党军化和正规化”的指示，结合山东部队的实际情况，在已完成的两次整军工作基础上，持续组织开展以提高部队素质为核心的整训活动。他们提出了“实现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体武装党军化”的响亮口号。

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徐向前（前排中央左侧第三位）、政治委员朱瑞（前排中央左侧第四位）以及山东纵队的政治委员黎玉（前排中央左侧第二位）等领导人物，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在政治思想领域，朱瑞与徐向前等同志主张，整军之策应从思想教育着手，旨在提升广大指战员的党性政治觉悟与理论素养。他们强调广泛开展阶级教育，并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实践。在组织建设方面，他们提出需强化组织与制度建设，完善连队中党组织的支部工作，切实推行政治委员制度，并健全政治工作体系。在军事领域，则着重于提升各级指挥员的培训质量，并完善了参谋、后勤补给、卫生保障等各项制度。整军运动使得山东部队战斗力显著增强，为在山东敌后长期坚持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在构建民主政权、强化党的建设过程中，得益于分局及朱瑞、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准确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全省面积的60%，人口占比亦达50%。期间，共建立了90个县的民主政权，拥有武装力量12万，党员人数达15万，从而确立了其在华北敌后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王稼祥在致徐向前、朱瑞、黎玉等人的电报中曾予以高度评价：“在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山东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即便在没有八路军和足够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协助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依然成功打造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化军队，这支军队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中坚力量。”

“我的丈夫投身抗战”，“我也是抗战的一份子！”“有何可问！速速枪决即可！”“杀便杀，砍便砍！”当敌人送来牛奶等食物时，她将之摔于地上，并与孩子一同绝食。最终，陈若克及其怀抱中的新生儿，在敌人的刺刀下惨遭杀害。

战友的离世、亲人的不幸，给朱瑞带来了深重的精神打击。然而，他顽强地抑制住悲痛，激励众人从悲伤中振奋精神，誓言“坚持战斗，直至最后的胜利！”老同志们回忆道：“当时我们身处敌后，物资条件极其匮乏”，“朱瑞时常向我们分析形势、发表报告，每一次的演讲都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那份激动甚至持续了半年之久。”

在中共七大上，朱瑞就山东敌后抗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山东地区，战事之激烈、局势之复杂，堪称敌我双方斗争的典型。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我党山东地方组织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发动民众、联合友军，坚持抗战，致力于解放山东。历经八年的艰苦卓绝斗争，我们在山东大部分土地上成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解放区。它不仅是华北战场的后起之秀，更是一个充满战斗力、持续蓬勃发展的战区。”

1943年8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朱瑞奔赴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中旬，他抵达了位于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那是北方局的所在地。在此，朱瑞向时任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汇报了山东五年工作的概要，并将随身携带的一条鸭绒被赠予邓小平。他在此地逗留了一个多月，期间依据北方局的意见，结合与过往的晋察冀、冀鲁豫地区的负责同志们的交流心得，草拟了《朱瑞致罗荣桓、萧华、黎玉诸同志并报中央电》，该电文于11月29日发出。同年12月，朱瑞抵达了延安。

“朱瑞同志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御干扰，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对诸多错案、冤案进行了平反。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公正的伸张，更以革命长者的身份，教导青年，引导同志们正确看待问题，强化党性修养，忠诚于革命事业，树立了典范。他的这一实践，不仅影响了其他甄别组的工作，更对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如今看来或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实属不易。”

“于中央苏区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虽得教条主义者之推荐，然并未沦入教条宗派之中。”然而，朱瑞并未自满，他严格剖析自我，深觉自身之所以能被教条主义者看重并提拔，除了因“身为莫斯科留学生，具备一定工作能力，完成诸多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之思想方法偏于教条，恰合其偏好”。他进而从阶级背景、社会影响、斗争历程等多个维度，深入探究了自己形成主观教条主义思想的根源。

“这是一棵好树。”

延安炮校大门。

1945年4月23日，朱瑞参与了中共七大，彼时，他身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及中共七大山东代表团团长，已于1944年5月21日出席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首次会议，并投身于七大筹备事宜。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统一战线报告”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在会议讨论七届中央委员会人选之际，朱瑞提议将万毅列入候选人名单，赞誉他为“不死的吉鸿昌”，此言获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在林彪担任团长的领导下，朱瑞担任了山东代表团的副团长一职。

6月中旬，周恩来邀请朱瑞进行谈话，首先给予高度评价：“你在山东度过的四年，成绩斐然，那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山东的战斗得以持续，你功不可没！你在发言中严于律己，总结经验教训，这充分说明你在认识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中央对你的历史问题已有明确了解。有人曾将你误归入‘二十九个半’之列，但现已核实，你并非其中一员，而是属于‘二十八个半’。虽然你在工作中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这并非‘二十八个半’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在所难免。” “对于错误，我们要抱以积极的态度。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要将错误转化为革命的财富。”周恩来又对朱瑞表示安慰：“这次你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不意味着你不具备能力，或者存在重大问题。中央和毛主席对你都非常了解，你具备出色的能力，勤于思考，富有魄力；工作勤奋刻苦，一心想将工作做好。你也确实做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主要不足是缺乏与实际的接触，群众工作经验不足。今后，你需要在这一点上多加锻炼。”周恩来接着说：“前两天，毛主席与我讨论了你的工作问题，中央有意让你协助彭德怀同志，担任副总参谋长一职。主要任务是与美国及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我们认为，你非常适合这项工作。在上海期间，你就已与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人物建立了联络；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你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人的统战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抗日战争爆发后，你对程潜、张轸、高树勋、石友三及东北军的万福麟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朱瑞深感自己难以胜任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他反思自苏联回国以来，始终身处领导层，未曾深入基层一线从事实际工作。因此，他愈发倾向于投身基层，亲自参与实践，例如在炮兵学校担任教员一职。

数日之后，毛泽东邀请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对他的统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思维敏捷，口才出众，正适合协助彭德怀同志与美国及国民党代表进行交流。朱瑞坦诚道：“我在苏联学习的是炮兵专业，始终怀揣着对炮兵事业的热爱。”他接着说：“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更加适宜，也更具价值。我愿意将我余生的精力奉献给大炮，与之结为朋友，并尽我所能为我国炮兵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还分享了自己对炮兵建设的若干见解。

◆朱瑞炮校大门。

“苏联有炮兵元帅，那你便成为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交谈结束后，毛泽东与朱瑞合影留念。朱瑞后来向爱人提及，解放战争时期人们经常所见毛主席的挂像，正是源于他与毛主席的这张合影。（即开国大典上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1945年夏季的尾声，朱瑞受命担任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同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赋予朱瑞第二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并负责指导白区的工作。9月24日，朱瑞与张闻天等人一同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途。

1948年10月1日，正值辽沈战役首战，我军在攻占义县之际，朱瑞同志心切地想要对新型火炮的性能与效能进行深入了解与归纳总结。战斗尚未完全落幕，他便毅然离开指挥所，亲率队伍冲向战场前沿。然而，在躲避敌军机枪扫射的过程中，不幸踏响了地雷，英勇牺牲。3日，中央军委发布电文，表示对朱瑞同志的深切哀悼，并批准将东北炮兵学校更名为朱瑞炮兵学校，以此缅怀其功绩。“朱瑞同志在我国解放军炮兵建设领域立下赫赫战功，今日的牺牲，无疑是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损失。中央特此致以深切的哀思，望全军将士继续投身革命战争，争取彻底胜利，以此纪念朱瑞同志，使其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