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贺龙的仇恨

彭德怀与贺龙的仇恨

贺龙与彭德怀，性格各具特色，迥然不同，然而在人生的长河中，他们却意外地交织出一些共同点与纠葛——两人均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为久经沙场的革命家，出身于旧军人的行列，同根同源的湖南人，且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

自1949年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巨变，不幸的是，他们在“文革”期间先后离世，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贺龙曾化名为王玉，彭德怀则化名为王川，两位英雄长眠于世，令人不胜唏嘘。

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彭德怀肩负重任，毅然率队赴朝，身披铠甲，寒霜凝结。战事结束后，他重返国内，执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看上去气宇轩昂。然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遭受重创，被错误地划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

尽管后来他一度重返岗位，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然而“文革”的狂潮再次将他卷入漩涡，遭受批斗的磨难。最终，在1974年11月29日的深夜，他病倒在囚室之中，与世长辞，享年76岁。

贺龙，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人，在抗日战争末期，便逐渐从一线指挥岗位退居幕后，其角色与曹参专司粮草、负责后勤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战火再次燃起，贺龙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的骨干力量组成。然而，在这场激战中，贺龙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并未亲临前线运筹帷幄。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才率领十八兵团与第二野战军并肩作战，共同进军四川。

自1953年起，贺龙以副总理之职兼任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象征意义，让人感觉其地位略显边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遇了政治挫败，而林彪则接任国防部长一职，主持军委事务。贺龙虽以常务副部长的名义协助林彪，看似重返活跃舞台，然而林彪与贺龙的合作却充满波折，最终导致了贺龙的边缘化。在“文革”中期，即1969年6月9日，贺龙遭受了屈辱，终年73岁。

在南昌八一建军之际，我们回顾大革命时期，贺龙与彭德怀两位革命先辈的地位经历了显著变迁。

八一建军节，标志着南昌起义的英勇炮响。该起义汇聚了众多英勇之士，其中贺龙的部队在当时的军事实力上堪称最为壮大，因此他担任了起义的总指挥之职。朱德、刘伯承等将领紧随其后，而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杰出人物亦名列其中。

此刻，贺龙与彭德怀的军职地位相去甚远，彭德怀于1928年初方被任命为团长，相较之下，贺龙早在1927年6月便荣升为20军军长。迄今为止，尚无确切史料能够证实这一时期贺龙与彭德怀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自南昌起义之后，贺龙重返湘西，他所率领的部队最终演变为红二方面军；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攀登井冈山，由此组建了红三军团，彭德怀在党内及军内的地位亦随之稳步提升。

长征胜利抵达延安之后，红军进行了整编，彭德怀的职务自然超越了贺龙。据传，彭德怀曾坦率表示，我党军队的真正建立并非始于八一南昌起义，而是应该追溯至秋收起义。

彭德怀的此番言论，虽不悖于历史真相，却难免令其他将领心生诸多联想。

1933年，八一节被正式定为建军节。即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每逢八月一日，除非遇到特殊情形，贺龙同志都会予以高度重视，并发表讲话，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58年，彭德怀的忧虑情绪似乎已多次表露于外，至该年建军节临近之际，贺龙将军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一文。文中，他特别强调：“我党独立创建军队并指挥其作战的历史，始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58年6月7日的会议上，彭德怀以坦诚的自我批评态度表达道：“我并非资深老将，既非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亦非秋收起义的战士。若论党龄和军龄，我均不及他人。我曾加入过军阀部队，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关于贺龙与彭德怀是否曾就此问题产生争执，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资料，因此我们无法随意揣测。

在伟大的大革命年代，段德昌担任彭德怀同志的入党引路人，备受彭德怀同志的崇敬。即便彭德怀同志身处困境，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提及段德昌，仍旧激动不已，感怀于心。不幸的是，段德昌于1933年在湖北巴州遇害，年仅29岁。

在湘鄂西地区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夏曦因1936年在贵州毕节的溺水事故而成为责任推卸的对象。贺龙在此次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虽然确实救助了众多人士，但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在1961年4月20日的一次对话中，有人向贺龙提问，若当时贺老总在与夏曦的冲突中表现得更为激烈和坚定，那么像段德昌这样的领导人物是否能够避免被牺牲？

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尚是一名新入党的党员，对党的纪律抱持着绝对的敬畏，并严格遵循组织的指示。在“肃反”运动的中后期，我与夏曦确实有过数次的激烈交锋，然而最终，我总是坚信，按照党的纪律，唯有服从他的决定。

最初，中央下达了在湘鄂西地区开展“肃反”的指示，并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在执行“肃反”任务上的不力提出了批评。“在那个时期，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我们显得相对薄弱，斗争异常残酷。中央指出有反革命分子渗透进苏区和红军内部，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随时间推移，夏曦接连不断地对一批批人施以极刑，其中不乏大革命时期便追随于我之辈。这怎能仅仅归咎于“改组派”呢？正是这种疑惑，让我与夏曦产生了分歧，进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夏曦宣称：“我源自军阀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这么称呼我，我就会成为军阀。”

唯恐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以致出现误判。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政治委员享有最终决策权。

在某个时刻，夏曦与贺龙、段德昌展开了深入的交谈，她勉励他们应以谦逊的楠木为榜样，切勿成为刚愎自用的檀木。

“纵然如此，至少也要留下一个军事上的助手。贺锦斋已不幸离世，段德昌对军事之事最为精通。”

此刻，关向应激昂地质询贺龙：“贺龙同志，请明确您的立场，夏曦书记是中央派来的代表，您是否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经此一问，贺龙最终同意了处决段的提议。

《贺龙传》中记载：在“肃反”运动中，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的高级领导，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无疑是一种客观且公正的评价。

在本阶段，贺龙在旧军队中的地位一度远超彭德怀，然而进入红军时期，彭德怀逐渐崭露头角，其地位反超贺龙。彭德怀与贺龙，一在中央苏区，一在湘鄂西，两人几乎未曾有过交集，亦未见有何意见上的分歧显现。

贺、彭二位堪称沙场上的杰出猛将，然而，他们的志向与兴趣却大相径庭，差异显著。

贺龙，一位来自绿林之士，性格粗犷豪迈，言谈直率，不拘小节，心怀侠义，重情重义，带着浓厚的江湖气息。王震曾赞誉他“健谈”，而续范亭则评价他“天真”，并留下“千秋大业赖天真”的至理名言。

彭德怀虽出身于旧军界，却源自社会底层，怀揣着清教徒般的节操，自律甚严，性格朴实而刚毅。他不仅专注于军事，更对经济与文化问题深思熟虑，展现出一位杰出将领的风范。

贺龙与彭德怀的首次相聚，恰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

有人指出，贺、彭二人之间的初次矛盾或误解，可能源于1937年上半年所谓的“反军阀主义”运动。（即流传的“三王反贺”事件，最终导致卢冬生愤然离去，未能就任358旅旅长之职）然而，关于此事的诸多细节依旧模糊不清。

事实上，彭德怀身为前敌总指挥，肩负着整饬部队的重任。即便与贺龙存在意见上的分歧，亦属人之常情。总体而言，彭德怀与贺龙等人的关系尚算和谐，并未出现如当年苏区肃反时的扩大化情形。

彭德怀主一野，贺龙管后勤。

众所周知，彭德怀在平江起义的硝烟中踏上井冈山，自此担纲红三军团的重任，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并肩作战，成为红军的中坚力量。

贺龙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原为各部实力之最。然而，起义失利，其部众几乎损失殆尽。重返湘西后，贺龙振臂重整，最终跃升为二军团的中坚力量。继而又成为二、六军团的核心成员，正是所谓的二方面军。

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同志被任命为副总司令，贺龙同志则担任了120师的师长一职。

1945年，七大会议召开，彭德怀同志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贺龙同志则当选为中央委员。翌年三月，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挫败，其战略方针随之调整，转而将主力军集中于山东及陕北两翼，展开重点攻势。

随着陕北战事一触即发，胡宗南部队气势汹汹，陕甘宁地区的野战军集团军将成为关键军事力量。然而，究竟是谁将执掌这支部队的指挥棒呢？

“在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及后勤人员总计不过两万人左右，不知是否可以暂时由我负责指挥？”

此观点广泛出现在各类书籍和文章中。然而，细加推敲，不难发现，中央政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认彭德怀为前线指挥调度的不二人选。毋庸置疑，最终作出决定的是毛泽东同志。

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决议，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同志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自此，陕北地区的所有部队均纳入了彭大将军的统帅之下。

多年之后，毛泽东感慨万分，那些人竟然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果、奠定如此壮阔的格局，实属不易！

1947年7月18日，身患疾病的贺龙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首位长途跋涉赴会的人物。在与毛泽东的深入交流中，双方就当前局势及即将讨论的会议议程进行了探讨。毛泽东指示贺龙负责陕北和晋绥地区的统一指挥，以形成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以便彭德怀能集中精力进行战场指挥。贺龙欣然接受这一重任。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小河会议成功召开。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策，即“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的各项事务”，“着重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等关键问题”，“旨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全力支援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

1947年7月31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正式将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该部队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前委书记。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宣告成立，贺龙被任命为司令员，习仲勋则出任政治委员。

1949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由此，中央政府明确了彭德怀将军负责前线作战指挥，而贺龙将军则负责陕北战场的后方事务管理。

自此，贺龙便担任了彭大将军的“后勤指挥官”。至于贺龙对于中央的这项指派是否有所疑虑，不得而知。然而，贺龙仍旧遵从组织部署，全力以赴地执行着后勤保障任务。

1947年5月9日，彭德怀向贺龙发出电报，在蟠龙镇战役结束之后，发现山炮和迫击炮的弹药短缺，每门炮的弹药量都不足十发。因此，他迫切请求支援，需要山炮弹200发，以及八二迫击炮弹600至1000发。

贺龙于次日迅速回电彭德怀，指示：派遣山炮弹200枚，八二迫击炮弹1000枚，运往吴堡，并请绥德分区协助，确保将这些弹药顺利转运至野战军。

5月12日，彭德怀通过中央军委传达给贺龙的消息中，表达了对炮弹成功送达吴堡的深切感激之情。

9月8日，贺龙致电彭德怀，并向中央军委报告：目前，西北野战军所需冬季棉衣已全部制作完成，总计需1000匹骡子负责运输。为此，恳请前方组织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以及掩护部队，以保障运输任务的顺利进行。

10月12日，中央军委紧急批复，同意彭德怀将军的提议，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对每位野战军战士进行1斤猪肉的奖励。

在战乱年代，动员数万士兵，每人分配一斤猪肉，贺龙能够妥善筹备，实属不易。观察两位将军间的通信往来，坦诚直率，直言不讳，均以国家大义为重，彰显了其卓越的将帅风度。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贺龙便肩负重任，率领十八兵团与刘邓并肩，进军四川，终于迎来了在解放战争尾声领兵前线的宝贵机遇。

公正而论，贺龙在彭德怀指挥一野作战之际，尽管他本人主要负责后勤事务，但他的投入与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贺炳炎、廖汉生等将领与彭德怀意见不一之际，贺龙积极从中斡旋，力保大局稳定，其态度之真诚、用心之深切，均源于内心。

在这段时光里，贺龙与彭德怀的交往可称得上相当和谐融洽。

庐山会后：贺龙掌管军委日常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同志率领代表团圆满完成对八国的访问不久，原本计划请假，并由黄克诚同志代为出席，然而，毛泽东主席亲自拨通了电话，邀请他务必与会。在接到主席的邀请后，彭德怀同志方才决定亲自登山参加。

6月29日，彭德怀、贺龙、康生、张闻天、习仲勋等领导人共同乘坐车辆抵达武汉，随后转乘轮船，于7月1日凌晨6时顺利抵达九江。

彭德怀在旅途中与张闻天、贺龙等领导人频繁交流。目睹红旗飘扬、人潮涌动，炼钢的激情如同盛夏的烈日。彭德怀感慨道：“真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民啊，要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贺龙回应道：“那只能选择粗制滥造、虚报产量了。”

彭德怀随口说道：“若非我国人民之英勇，恐怕匈牙利的事件亦将重现。”张闻天闻言，立刻对彭德怀进行了制止。

在7月3日至10日的短短八天里，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中连续发表七次言论或参与讨论，就若干情况和问题进行了阐述，其中部分措辞显得较为严厉。

尤其是在针对抵制“左”倾倾向以及反对个人崇拜的议题上，彭德怀提出了八项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直言不讳的意见：

1. 人民公社的成立略显过早，正当高级社的诸多优势刚刚显现之际，便迅速实行了公社化改革。遗憾的是，这一变革并未经过充分的试验。若能先行试验一至半年，或许结果会更为理想。

自北戴河会议以来，出现了所谓的“左倾”倾向：关于“全民参与钢铁生产”的口号，其正确性究竟如何？

3. 推行“全民参与工业发展”策略，已启动超过1.3万个限额以下项目，当前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4. 各协作区与省份需构建各自的工业体系，此项工程非短期内可通过一两个五年计划即可实现。

5. 在我党内部，历来“左”倾思想较难纠正，而“右”倾思想则相对容易解决。“左”倾思想一旦抬头，便会压倒一切，使得许多同志因恐惧而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6. 成绩的辉煌固然值得赞誉，然而其缺点所引发的后果却并非局限于短暂的一段时间（即9月至11月），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三个月的范畴。

7. 那次所换得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理应由我们每个人共同承担，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毛泽东同志。我亦分担了一份，至少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没有表示反对。

8. 当今时代，决策已不再依赖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转向个人意志；由第一书记做出的决定，其影响力不容小觑。然而，若仅建立个人威信，而忽视集体威信的塑造，实乃异常之举，亦潜藏风险。

客观而言，彭德怀此番言辞及插话，锋芒尽显，言辞犀利，自是难以逃过毛耳目所闻。

7月10日，毛泽东安排召开讨论会议，并于次日办公厅发出通知，会议于15日正式落下帷幕。

彭德怀本计划在会议结束后前往南京进行实地考察，然而鉴于会议未能解决既定问题，他遂向毛泽东发去了信函，该信于7月14日发出。紧接着，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通知，宣布会议将予以延期。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已发放至与会代表手中，同时，林彪、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亦接到通知，要求他们上山参加会议。

7月16日，各小组展开了关于彭德怀“意见书”的讨论。至7月18日，彭德怀却宣称此乃他致毛泽东的私人信函，并非所谓的意见书，并要求撤回，然而，此举并未引起他人的关注。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一场激情洋溢的讲话，言辞犀利，风趣幽默，对彭德怀的个性与事迹进行了深刻剖析。

客观而言，在几位资深将领之间，朱德对彭德怀抱有同情之情，而聂荣臻与叶剑英则不仅关注信件内容，更是从彭德怀的态度入手，措辞间充满诚恳，以至于让彭德怀不得不低头反省，以证明其是张飞还是魏延。

毛泽东所提及的“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之语，实乃石破天惊。林彪虽言辞不多，却句句锋利，直击要害，然而他明确指出会理会议时致信彭德怀之事与他无关，此举让彭德怀深感欣慰。相较于刘伯承、陈毅的言辞，未见过多激烈之词，引人注目的倒是贺龙的表现。

7月21日，在小组会议中，贺龙就当前形势发表了其见解：

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是缺乏动力，而非过度的热情或夸大其词。我们的不足之处微乎其微，难以一指计数。作为如此庞大的国家，拥有众多人口，工作中出现些许不足或失误实属正常。而且，这些不足和错误通常会得到及时纠正。

去年我们所显现的某些“左”倾偏差，实则是在成功克服右倾保守的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总路线并取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工作方法上出现的一些不足所导致的。既然如此，便无需夸大其词，将之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或是难以克服的错误。

贺龙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从贺龙的陈述中，我们不难察觉，他仅仅是就信件中若干具体的描述发表了个人见解。然而，在他此次的言辞中，有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触动，那就是：“我想起彭总曾在火车上提及：‘若非我国工人与农民的卓越贡献，恐怕我们不得不邀请红军介入。’”

此言分量之重，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鉴于此，他在23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若解放军不愿随我行动，我便将转向红军寻求支持。”

“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才使得众人心中略感宽慰。

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1959年9月17日，林彪正式接掌国防部长一职。紧接着，在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要通知，宣布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林彪、贺龙、聂荣臻则担任副主席，其中贺龙同志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进入11月，贺龙同志又被任命为国防工委的主任。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贺龙任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但应该说明，此专案审查历时两年，没有强加给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

1965年，据传贺龙遵照领导层的意愿，宣布取消了军衔制度。同年7月7日，依据贺龙与康生的指示，中央党校指派专人与彭德怀进行交谈。11月28日，彭德怀得以再度复出，告别北京，前往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一职。

京城落幕：贺、彭去世

贺龙豪爽健谈，敢于直言，对张国焘、王明都有很直白的话，力挺毛泽东。但贺龙的直言无忌，一旦以讹传讹，就会带来“莫须有”的严重后果，诸如他说“什么党性，还是茅台靠得住”之类的话，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做文章。

1950年代初，贺龙将军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要职。当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军区时，他对此深感不悦，戏称其为“杯酒释兵权”。在我国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之际，他却私下对女儿言道，更应潜心研读刘少奇主席的著作。

“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贺龙亦投身于军队及体委的造反热潮。在海军，他力挺苏振华对李作鹏进行批判，而在空军，他支持成钧对吴法宪进行批斗。

1966年7月11日，贺龙出席了中央军委常委的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涉及空军事务。在会议中，贺龙对吴法宪的工作态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其“只报喜不报忧”。在晚间的讨论中，谈及林彪时，贺龙坚定表示：“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与林彪斗争到底”，“我绝不认同他的做法，他为何不能被反对，反而能代表党的意志？”

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

贺龙审视一番后，询问道：“我是否应与吴法宪等人进行交流？”

“我对你的认识依旧如初，那就是：你对我党的忠诚，你对人民的忠心，与敌人的激烈斗争，以及你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在此次对话落幕后的第三日，林彪便在一场“简短见面会”中，对贺龙涉嫌策划的所谓“篡权阴谋”提出了高度警惕。

9月9日夜间，毛泽东指示秘书徐业夫致电贺龙，告知：“经与林彪及几位资深同志协商，此事已圆满解决。您可亲自前来，以征求同仁们的意见。”

贺龙曾言：“有何本领能置于桌面之上展示？暗中窃窃私语，又算得何种才干？”

9月10日的清晨，贺龙莅临林彪的居所，旨在征询其意见。在阐明来意之后，林彪回应道：“贺老总，我对您并无任何异议。”

贺龙回应：“总会有的。”

林彪稍作停顿，仿佛忆起些什么，接着说道：“若说有所指，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星半点。关键在于，你的问题在于，今后务必留意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要明辨立场，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

贺龙言辞坚定：“林总，革命生涯中我的立场与立场何其分明，你不该再有疑惑。凡是与党中央、毛主席对立者，我必坚决抵制；而拥戴党中央、毛主席者，我必全力以赴支持！”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与李富春同志一同与贺龙同志进行了正式会面。周恩来同志表示：“原本此次会晤中，江青同志亦将出席，但她却因临时有事而未能成行。”

周恩来向贺龙透露，林彪曾私下言称你在历史上有所疑点，并指责你在总参谋部、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等处频繁插手，忽视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林彪对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国家的前途深表担忧。此外，洪湖地区反“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均需承担一定的责任。此事你必须深思熟虑。

贺龙几度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起身欲言，周恩来却紧接着说道：

“我未曾料到自己竟被如此误解。”

1967年1月20日，贺龙于北京西山遭受了“软禁”。至1968年10月13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声明，他对贺龙不再予以保护。

在1969年四月的一个日子里，贺龙以手指指向毛泽东与林彪的肖像，言辞间透露着某种深意。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1969年6月9日，我国著名军事家贺龙将军不幸离世。转瞬四年，至1973年2月底，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畔，与张春桥交谈时说道：

“我对贺龙的判断毫无疑虑，那些试图策反他的人，贺龙选择了将他们除掉。”“我承认，我有个缺陷，那就是容易轻信单方面的言论。”

在那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度强调：

“我察觉贺龙可能犯了误解，这责任得我来承担。”“我曾向他言明，你的情况特殊。你是整个方面军的标杆，必须加以保护。总理同样对他予以了关照。”“若要平反，不这样办恐怕不利于贺龙的形象。毕竟，少了贺龙便显得不完整。”“这一切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我仅凭林彪的一面之词便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交谈中提及：“贺龙的名誉恢复进展如何？无需再核实资料。”随后，中央于9月29日颁布了第25号文件，正式宣布为贺龙恢复名誉。

相较贺龙，彭德怀的境遇显然更为不幸。他被从四川押解至北京，遭受了无尽的羞辱。1967年1月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信，期盼能够得到回应。然而，在周恩来于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彭德怀的信件后，便再也没有了后续的消息。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将军离世。传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位曾于庐山劝他认错忏悔的叶剑英元帅，派遣使者询问他是否尚有未了之事。彭德怀回应道：“我承认自己犯有诸多过失，然而我未曾参与任何阴谋诡计，在此事上，我心怀坦荡。”他又说：“我的审查已历时八年，然而至今尚未得出结论。”

1967年5月2日，彭德怀曾向哨兵询问：“今年五一节，贺龙同志为何未曾现身？”彭德怀似乎也察觉到贺龙近期境遇不佳。

“回顾1957年，有人呼吁实行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近期，出现了一种可能导致分裂的苗头。我在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到，潜在的威胁包括：一是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二是党内可能发生分裂。当时虽未显现明显迹象，但如今却有所显现。”“我们不应效仿李逵的粗野行为。李逵、武松、鲁智深能加入共产党，也是我引荐的。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冲动，不懂得策略，也不擅长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彭德怀自比张飞，却有人认为他更像魏延，具有叛逆的特质。这自然只是对其形象的夸张描述。然而，毛泽东在此时再度提及水泊梁山的人物，究竟是兴之所至还是有所深意？

根据张爱萍之子在《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透露，彭雪枫曾与张爱萍谈及中共人物，将其中的林彪比作小李广花荣，而将彭德怀比喻为豹子头林冲，这样的比喻似乎更为恰当。

若彭德怀可比作“林冲”，那么贺龙便非“花和尚鲁智深”莫属。即便彭德怀在赋闲之余，仍念念不忘要将一支猎枪赠予贺龙——他亲切地称其为“贺胡子”。

1978年12月24日，我国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大会，用以缅怀彭德怀与陶铸两位先辈。在此次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深情的悼词。鉴于贺龙元帅在1975年已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在相关报告中作出批示，决定不再举行追悼会，但可进行适当的正面宣传。

彭德怀、贺龙，自然亦包括林彪，这些一代军事英才，现已化身为历史画卷中的英名。杨尚昆先生生前曾言，在我国的十大元帅中，每一位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其中，彭德怀与林彪的名字，恐怕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杨尚昆与彭德怀并肩共事数载，情谊深厚。他曾以敬仰之心，署名撰写《彭大将军》一文，对彭德怀的人格敬仰与钦佩，不下于张爱萍。贺龙亦与彭德怀同根同源，来自三湘的山水之间。他们凭借传奇的一生，历经百战，曾携手共度患难，共创辉煌，却也难免有误会与分歧，彼此之间时有摩擦。

贺龙，比彭德怀早五年在人生的苦涩中与世长辞。假若这两位昔日的战友在地府重逢，他们那满含泪水的眼眸紧握，恐怕只能默默无言，情感交织。